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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時代意義暨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新發展

時間:2017-06-15 07:47:00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實踐探索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紮根中國大地、吸納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我們黨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產生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兩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系統回答了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如何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並對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辛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系統回答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這兩大理論成果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使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了時代前進的潮流,迎來了民族偉大復興的燦爛曙光。

  當今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當今世界兩種意識形態的較量暗流湧動,兩種社會制度的競爭日趨激烈。作為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大國,中國有責任也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內容都是由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1](P544)。』新的偉大實踐要求我們黨適應新的情況、迎接新的挑戰、創造新的思想、培育新的理念、提出新的戰略,引領新的偉大斗爭。今日之中國,為了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對人類做出更大貢獻,就必須在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國家治理體系制度化、科學化、規范化、程序化,使國家治理者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制度治理國家,從而把社會主義各方面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國家的效能。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順應歷史和時代要求,深刻總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精闢分析我國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圍繞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發表了一系列講話和文章,在進一步深化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基本問題認識的同時,探索和回答了怎樣治理國家、建設什麼樣的國家治理體系的重大問題,形成了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集中體現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治國理念和執政方略,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與世界實際相結合的新的歷史飛躍,體現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經驗和中國方案。

  一、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產生順應了歷史潮流和時代要求

  恩格斯指出:『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並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2](P284)一個政黨在某一時期要完成的歷史使命,一代領導人要解決的時代課題,都是由當時的時代要求和人民願望決定的。今天的中國,需要解決的時代課題,集中起來,就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宣布的:『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3](P512)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產生和形成是由當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世界格局的新發展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決定的,符合當代中國發展的歷史規律、時代邏輯和現實要求,具有歷史必然性。

  (一)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產生是當代中國社會矛盾運動規律決定的

  如何治理社會主義國家是前所未有的事業,必須進行艱辛的探索,但這種探索是有規律的。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產生和形成是由當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運動決定的,體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邏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現實要求的統一。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主要任務是實現民族復興。民族復興的內容和任務是由社會主要矛盾決定的。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毛澤東等老一代革命家面臨的緊迫任務是改變舊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趕走帝國主義、推翻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建立新中國,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

  新中國建立後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落後的社會生產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矛盾。新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一五』時期國家各方面的建設得到大發展。但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層級低了不行高了也不行。在國際形勢和億萬勞動群眾生產熱情的鼓舞下,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經濟規律的要求,想片面地通過生產關系變革,搞一大二公,加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結果事與願違,影響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為了進一步解決社會主要矛盾,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從解放生產力入手,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進行了適當調整,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極大地增強了社會發展活力和動力。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思想大解放、生產力大發展、社會財富大增加、國家實力大提高、人民生活大改善,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溯源這些變化,根本原因在於改革把中國社會內在的生機和活力極大地激發了出來。然而,事情總有兩面性,就在我們把中國搞活的同時,卻出現了許多亂象。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強調『放開』,之後又進一步強調『放活』,為經濟建設『松綁』;這時雖然也強調『兩手抓』,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一手硬』『一手軟』,開始出現淡化主流意識形態、放棄『原則』的現象,出現了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現象;接下來則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放松』、『放任』,對黨員乾部放松了紀律和規矩要求,一些人放松世界觀、人生觀改造,思想道德嚴重滑坡,出現了有權就任性、有錢就任性、有嘴就任性,有的人想說什麼說什麼、想乾什麼乾什麼、想去哪裡去哪裡;極少數人受到敵對勢力追捧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甚至走向『放蕩』或『放肆』,做人做事用權毫無底線,踐踏一切黨紀國法,這些亂象的產生不僅嚴重影響了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而且使我們黨面臨『四大危險』。

  黨內和社會上的各種亂像,引起人們對黨的命運、國家命運的擔懮。這就要求我們治亂,建設一個活而有序(搞活,不能搞亂;治亂,不能治死)的社會。從而解決伴隨改革發展而來的種種矛盾和問題,把中華民族復興大業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這個階段主要矛盾沒有變,但矛盾兩個方面的內涵都有了變化。人民需求方面不再是解決基本溫飽問題,而是逐步提高生活質量、追求健康幸福;社會生產方面部分低端產業產能過剩,需要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產品質量,以滿足人民需要。隨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高度融合和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變化,當下的中國出現了利益多元、觀念多樣、思想多變。中國社會處在結構調整、力量轉移、利益博弈、思想分化、轉型昇級和小康決勝階段,然而存在的問題和短板是『現代國家治理跟不上。』

  這一問題體現出的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一方面要繼續解放生產力(生產方面加強供給測結構改革,實現產業結構優化昇級),另一方面要解決生產關系、上層建築方面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問題。一是進一步解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問題,二是解決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地位及相互關系,建立和諧勞動關系,三是在分配、交換、消費關系中,更加注重公平正義,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開放成果,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四是要解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的建設、國防和軍隊建設的一系列制度現代化問題,解決制度執行力問題。在這個階段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治理體系、怎樣治理國家的問題突顯出來了,這就是社會歷史發展和我們所處的時代給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重大歷史課題。

  (二)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產生是國際格局變化對中國發展的要求

  國際力量對比是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形成的基礎,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必然引起國際格局的變化和國際秩序的調整。當今世界時代主題仍然是和平與發展,但由於新一輪權力轉移的出現和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美國主導的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存在的弊端愈發凸顯,進而引發了各種矛盾和衝突,因此,各方要求變革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的呼聲日益強烈。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了以美蘇為中心,以華沙條約組織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兩大軍事集團對立、帝國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全面對抗為特點的兩極格局。隨著蘇聯解體,國際格局由兩極格局轉變為『一超多強』格局。其基本特征是: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並努力打造單極世界;中國、俄羅斯、歐盟、日本等多強在國際事務中仍然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並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單極世界的形成。進入21世紀,國際力量對比發生了持續變化,傳統上佔據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的力量在下降,而以中國為代表的越來越多的新興國家進入國際政治經濟的中心舞臺。

  『9·11』事件發生後,美國決意報一箭之仇,接連發起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得到了全部盟友的支持和世界多數國家的同情。然而,僅兩年後,當美國繞過聯合國以不充分的理由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卻遭到相當多國家的反對,甚至法國和德國這兩個北約重要成員也同俄羅斯聯手反對這場不義之戰,從而導致西方世界分裂,使美國政府政治上、道義上更加弧立。始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更進一步重創了美國的軟硬實力。美國的實力和形象因兩場戰爭已遭損傷,華爾街泡沫演變成的金融海嘯殃及全球,更使美國金融與經濟連遭重創,社會與民眾心理飽受打擊。以此次金融危機為分水嶺,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呈現頹勢,新興經濟體國家展現活力,實力和地位相對上昇。尤其是中國經濟逆勢而起,2008年中國GDP總量為4.22萬億美元,不到美國GDP總量14.33萬億美元的1/3,2015年中國GDP總量達10.8萬億美元,已接近美國GDP總量17.9萬億美元的60%。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和影響越來越大,成為事實上的世界經濟新引擎。隨著綜合實力的增強,中國國際地位空前提昇。作為新興國家中發展勢頭最好、崛起速度最快的國家,中國實力的快速增長客觀上推動了國際力量對比的改變,使得國際格局朝著偏離美國一超獨霸的方向發展。國際社會對中國快速壯大雖然存在矛盾心理,但依然期望中國經濟能夠繼續保持平穩健康發展,更多地支持和參與到國際治理新格局中,這樣有利於新的國際秩序的形成。

  尤其是隨著當今世界資源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網絡信息安全、應對氣候變化、難民問題、打擊恐怖主義、防范重大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戰增多,適應國際力量對比變化的要求,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已是大勢所趨。中國與新興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道推動國際利益格局調整,進而促成國際秩序變革,既是出於自我利益需求,也是崛起大國的一種責任。我們不僅要看到我國發展對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國際社會對我國的期待。要積極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治理體系的變革,變革全球治理體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切實反映國際格局的變化,推動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推進全球治理規則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願和利益。要推動建設國際經濟金融領域、新興領域、周邊區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機制新規則,推動建設和完善區域合作機制,加強周邊區域合作,加強國際社會應對全球性挑戰的能力。

  國際體系的實力對比與國際格局之間存在著動態平衡和相互匹配的關系,新的國際格局需要以新的實力對比作為參照,新興國家推動國際格局變革必須有不斷增強的實力基礎為後盾。為了推動國際力量對比進一步朝著對新興國家有利的方向發展,中國需要繼續保持國力提昇的規模和速度,與此同時,中國的崛起不應只是經濟實力,而應是包括軟實力在內的全方位的崛起。只有提昇包括軟、硬實力在內的國家綜合實力,中國纔能繼續推動國際體系中的實力結構向著均衡的方向發展,進而改變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和國際秩序。當今世界各種力量較量的關鍵、實力對比和博弈的核心是看誰的模式更有生命力、吸引力,本質上就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所以,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產生和形成不僅是中國進一步發展的要求,也是世界格局變化對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的要求。

  (三)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產生順應了黨的偉大事業的要求和人民的期待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中華兒女的百年願望和熱切期待。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的。中華民族的復興具有內在邏輯必然性。近代以來由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酷壓迫,中華民族長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中國人民遭受的折磨和苦難世所罕見。中華民族的復興任重道遠,歷史的分為立國(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富國和強國三個階段。毛澤東等老一輩共產黨人經過艱難困苦、浴血奮斗,完成了立國的任務,並為富國開闢了道路,奠定了基礎;鄧小平等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通過改革開放使中國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並為強國奠定了基礎;如何治理好國家,使中國更加富裕,並在富裕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大起來,這就成為歷史賦予以習近平等為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要使命。

  縱觀社會主義發展歷史可以看出,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的全新社會,是一個在實踐中沒有解決好的重大課題。我們這麼說,並不是苛求前人,僅僅是指解決這個課題的艱巨性和極端重要性。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有許多關於未來社會的科學預測,但是他們沒有經歷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更沒有遇到後來社會主義?家所面臨的大范圍、全局性、長時間的矛盾和問題,因而他們沒有也不可能為如何治理社會主義國家提出可行方案。

  列寧雖然經歷了幾年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他生前也已經看到了社會主義實踐中產生的問題超出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預計,而且在初步探索蘇維埃國家治理方面也創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但是由於列寧過早去世,因而對於如何治理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來得及進行深入探索和持續實踐,更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後來的蘇聯領導人雖然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今天,我們回過頭來分析和總結蘇聯失敗的經驗教訓,可以清楚地看到,由於沒有解決好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問題,並且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正是導致蘇聯國亡政息的重要原因。

  我們黨在全國執政後,也遇到了如何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問題。在沒有現成經驗的情況下,我們一度照搬了蘇聯模式,但很快發現蘇聯治理社會的模式不適合我國國情,我們較快地作出了調整,進行了積極探索並取得了重要成果。20世紀50-60年代,毛澤東發表的兩部光輝著作《論十大關系》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集中體現了我們黨這一時期在這方面的探索成果。但是總體來看,改革開放前,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上還沒有找到一種完全符合我國實際的治理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開始以全新視角思考國家治理問題。經過38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我們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總的來看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立國)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使國家逐步富裕(富國)的歷程我們己經走過;而如何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如何治黨治國治軍,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逐步走向富裕強大(強國),這個任務己經歷史地落到了當代以及後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肩上。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邏輯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邏輯的統一、國際格局變化和國際秩序調整與中國發展內在要求的統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和億萬人民群眾期待和願望的統一,其產生和形成反映了歷史的要求、人民的願望。

  二、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新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領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習近平總書記勇於探索、善於創新,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新思想新觀點,其內容主要有: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改善民生和創新社會治理,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建設美麗中國,推進一國兩制和祖國統一,國際關系和外交戰略,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等,形成了一個包括執政主題、執政主線、戰略目標、總體布局、戰略布局、發展理念、外交戰略、戰略保障在內的相對嚴密的體系和理論框架。深刻回答了新的歷史條件下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實現什麼目標,采取什麼戰略舉措,發展理念是什麼,戰略重點是什麼,實行什麼樣的外交戰略,戰略保障是什麼等一系列事關黨和國家發展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進一步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推進了科學社會主義在當代的新發展。

  (一)提出並破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重大課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

  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曾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將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並取得勝利,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後,經過一個過渡時期,國家會很快消亡。列寧把科學社會主義原則與帝國主義時代的實際相結合,提出了『一國勝利論』,實現了對馬克思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即『共同勝利論』的創新和發展,領導取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從而為經濟文化落後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樹立了榜樣。既然社會主義是在落後國家首先取得勝利的,它自然不可能很快創造高於發達資本主義的生產率,進而實現國家消亡,而是要利用國家的強大組織力量持久的推動生產力發展,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必要條件,這樣就產生了如何治理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但由於多種原因,列寧並沒有形成如何治理經濟文化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系統理論。如何治理社會主義國家成為共產黨人的跨世紀難題。原蘇聯東歐共產黨由於沒有成功解決這個問題導致了國亡政息,我們黨在探索這個問題的過程中也曾遭遇曲折。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經驗和汲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課題。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在內的一整套的制度和制度體系安排;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治黨治國治軍、管理內政外交國防等各個方面事務的能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這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實現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能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人民幸福安康、國家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基礎。過去我們提出過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第一次提出來的;這是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和我們全黨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獨創性貢獻。從總體上說,現實社會主義都是在東方落後國家實現的,因而我們黨對這一重大問題的回答,不僅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理論,也為一些國家的探索和對歷史經驗的反思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對世界社會主義的振興和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

  (二)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的理論

  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問題,是十月革命以後社會主義國家在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時,雖然將共產主義劃分為兩個階段,並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不斷變化和改革的社會,但沒有再將社會主義劃分若乾階段。列寧從俄國的實際出發,提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要經歷一系列發展階段的思想,曾將共產主義劃分為初級階段、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並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將經歷『初級形式的社會主義』和『發達的社會主義』這樣不同的階段。毛澤東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中進一步發展了列寧的思想,認為社會主義階段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建設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比建設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可能需要的時間更長[4](P116)。這就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一個從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的過程。

  1964年,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黨的領導人曾提出了建設『四個現代化』的設想,即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按兩步走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到20世紀末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前列。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同志認為應『把標准放低一點』,在20世紀末只能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即小康社會,這是『四個現代化的最低目標』,在21世紀中葉也只能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黨的十三大將鄧小平同志的構想概括為『三步走』發展戰略:第一步,從1978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實現溫飽;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我們今天講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體上相當於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到本世紀中葉建國100年時,只是基本實現現代化,還不是全面現代化;只是達到中等水平發達國家,還不是最發達國家。到那時,我們與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相比還有不小差距。2015年美國、德國、英國人均GDP分別為55904美元、41267美元、44117美元,我國為8280美元,據計算,目前我國的人均GDP只相當於美國的14.8%,德國的20%。英國的18.7%,35年後,我國的經濟總量即使超過了發達國家,但如果講人均指標,差距還存在。這就是說,在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以後,還要繼續奮斗,纔能全面實現現代化,達到最發達國家水平。

  習近平總書記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階段論的思想,把黨的最高綱領和現階段的任務結合起來,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的『新三步走』戰略目標。2013年在同全國勞動模范代表座談時他明確指出:『我們已經確定了今後的奮斗目標,這就是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5]。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只是完成了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還不是全面實現現代化。那麼,要全面實現現代化,也就是達到發達社會主義的水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不能不成為本世紀中葉實現『兩個百年』目標之後第三個一百年,即改革開放一百年的奮斗目標。中國夢的本質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它把國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人民的期盼融為一體,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表達了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景,實現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性和奮斗目標現實性的統一,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的理論。

  (三)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結構理論

  社會結構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主義者解釋、分析社會歷史的一種基本方法。馬克思認為,社會在本質上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社會關系在現實中又時常表現為一種結構性關系,因而應把社會理解為一種在矛盾運動作用下不斷變化與發展的有機的整體構成物。馬克思的社會結構理論有四個核心要素,即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經濟因素)、上層建築(政治、文化因素)。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他通過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以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矛盾運動的剖析,對唯物史觀社會結構理論作了集中論述,他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6](P32)在這裡,馬克思向我們呈現了整個社會的物質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完整景象,使社會成為一個以經濟結構為基礎、各組成部分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

  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的顯著特征是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認為社會結構是一個由各要素組成的系統,而每一個系統又都有其特定的結構,每一個結構都是由其子系統構成;必須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要認真分析社會結構各要素及其相互關系,以便對社會發展變化的原因做出解釋;社會結構的內在要素以某種相對穩定的方式聯結在一起,表現出一定的協同性,正是因為結構要素各自之間的這種協調、協作形成了協同效應,推動了事物的發展。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闡釋了社會結構的一般原理且其創建是從資產階級社會這一典型形態入手的,所以對於不同時期、具體國家社會結構的分析最主要的是提供了方法論的指導。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馬克思主義社會結構理論運用於中國現實,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體現了社會結構理論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特征。它是由目標系統(近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可以置換為中期、遠期目標)、動力系統(全面深化改革)、平衡系統(全面依法治國)和導航系統(全面從嚴治黨)組成的社會大系統。系統中的每個要素又都是一個子系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社會全面發展進步與人的幸福指數提高;全面深化改革是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深化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全面依法治國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全面從嚴治黨就是要落實從嚴治黨責任,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同向發力、同時發力,加強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把黨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一個社會的發展必須有目標指向、動力機制、平衡機制、導航機制,如同一列奔馳的列車,缺乏目標系統就會失去前進方向,缺乏動力系統就會失去前進動力,缺乏平衡系統就會側翻傾覆,缺乏導航系統就可能倒行逆施,因而『四個全面』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必須協同推進,纔能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取得新的發展。『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結構理論進行了創新性的理論發展和實踐運用,使這一理論具有了新的時代內涵與意義。

  (四)提出經濟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一系列新論斷、新觀點,開闢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動規律的分析,揭示了建立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共同勝利』基礎上的未來社會經濟關系的基本特征,主要內容包括:消滅私有制,生產資料社會佔有;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實行按需分配,低級階段實行按勞分配;消滅商品貨幣關系,對社會生產實行有計劃調節等。列寧的社會主義『一國勝利』學說突破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勝利說』,創新了社會主義革命的路徑理論,領導經濟文化落後的俄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包括革命和建設理論在內的完整系統的理論。但由於種種原因,列寧僅完成了理論創新的一半,即僅創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而未能創新其建設理論。十月革命後,在經濟文化落後國家建立的社會主義,卻在按照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建立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基礎上的新社會去建設;還必須發展商品市場經濟,發揮資本促進生產力發展作用的社會主義,卻采取了消滅商品經濟、消滅資本的措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從而使世界社會主義一度陷入了困境,進而導致在兩種制度競爭中社會主義國家的暫時失利。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在推進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實現了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創新和突破,開闢了人類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發展社會主義的新途徑。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8年的快速發展,我國順利完成了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由一個單一的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向開放的融入全球市場體系的開放經濟轉型,取得了輝煌成績。與此同時,我們也開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這個時期,增長速度開始換擋,結構調整出現陣痛,傳統增長方式亟待轉型,傳統生產要素邊際效應遞減,社會矛盾不斷加劇,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更加突出。這不僅意味著經濟增長動力、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方向必須轉換,要尋求經濟發展『新』的路徑,也向我們提出了創新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課題。由於中國之『大國經濟』的特殊性,注定了傳統發展中國家經驗和傳統經濟學理論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因此,中國必須通過改革實踐進一步創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

  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審時度勢,將現階段的中國經濟社會狀況概括為『新常態』,明確提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並根據時代和實踐的要求,圍繞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戰略思想,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國有企業是推進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優做強;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等。這些戰略思想和理論觀點,進一步創新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書寫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

  (五)提出『五大發展理念』,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與時俱進

  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永恆主題,同樣是馬克思主義的永恆主題。馬克思主義發展觀認為無論是自然界、人類社會還是人的思維都是在不斷地運動、變化和發展的;事物的發展是具有客觀規律性的;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統一;發展的實質是事物的前進和上昇;人民群眾是社會發展的主體,在歷史發展中發揮著重大作用。馬克思主義發展觀以其強大的邏輯力量和鮮明的立場情懷不僅科學地闡釋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而且更有力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但馬克思主義發展觀從來不是抽象的教條,其現實形態總是在與具體國家、具體時代、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煥發生機、豐富發展的。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就提出要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規律問題。1956年,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研究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著眼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提出了一系列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理論觀點,初步探索了符合我國情況的發展道路。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根據時代主題的轉換,提出了『發展是硬道理』的精闢論斷,並領導制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和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後來我們黨又適時提出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強調堅持科學發展、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等一系列重要論斷。隨著中國共產黨人對發展的認識不斷深化、發展經驗的不斷積累,馬克思主義發展觀隨著實踐、時代發展也不斷地與時俱進,同時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

  歷史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的發展已經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新起點也伴隨著新挑戰,經濟發展呈現新的階段性特征、戰略機遇期內涵發生了深刻變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國經濟發展表現出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三大特點,增長速度要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益型,經濟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7](P64-65)。新常態帶來經濟運行新特征、新規律、新要求,只有主動適應,科學把握,積極作為,纔能搶佔先機,推動經濟發展提質增效昇級。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認真總結國內外改革發展的經驗教訓,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發展觀分析當代中國實際和未來發展大勢,進一步鮮明回答了為誰發展、靠誰發展、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明確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在這裡,創新發展不僅僅是指建設創新型國家,而是要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協調發展也拓展了新的內涵,要求硬實力與軟實力相協調,在增強國家硬實力的同時注重提昇國家軟實力;綠色發展不僅是要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而是要從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為全球生態安全做出新貢獻;開放發展不僅是引進技術和管理、出口商品和服務,而是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共享發展也不僅是要求先富幫後富,而是把其上昇至社會主義本質內在要求的高度,要做出制度安排,實現共建共享,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五大發展理念的提出對當代中國的發展動力、發展要求、發展條件、發展道路、發展主體、發展目的等重大問題做出了創造性地回答,在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同時,將馬克思主義發展觀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六)闡述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目標和途徑,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理論

  列寧曾指出:民主是歷史的、具體的,即使『在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民主的形式都不同,民主的運用程度也不同』[8](P699)。一個國家政治發展道路的選擇,是由這個國家的社會歷史條件、政治經濟狀況、民族文化傳統、外部國際環境以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追求等共同作用的結果。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確立了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發展道路,即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促進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基礎上,圍繞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闡述了一系列既繼承前人又富有創新精神的重要思想觀點。他旗幟鮮明地指出,設計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必須注重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容的有機統一,要堅持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既要把握長期形成的歷史傳承,又要把握走過的發展道路、積累的政治經驗、形成的政治原則,還要把握現實要求、著眼解決現實問題,不能割斷歷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來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9];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由我國的基本國情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根本優勢決定的,是我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關鍵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必須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要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必須依據黨章從嚴治黨、依據憲法治國理政;必須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則,形成治國理政的強大合力,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實現民主的形式是豐富多樣的,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共同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特點和優勢;要把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作為根本原則,堅決抵制西方三權鼎立、多黨輪流執政那一套,同時以海納百川的氣度廣泛吸收借鑒當代人類社會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實現制度體系的自我改進和自我完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以促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與發展為根本出發點,堅持興利除弊,絕不能動搖和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轉軌到西方的政治體制上去,這一點絕不能有任何含糊。這些富有創新性的論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理論,為我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在新的起點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指明了根本方向和正確路徑。

  (七)探索和把握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規律,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兩個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因素,缺一不可。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於社會存在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他們始終將意識形態看作是『階級意識』,主流意識形態是經濟政治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思想觀念體系;在無產階級完成自己歷史使命的過程中,始終需要有自己的意識形態,這個意識形態在社會主義社會形成以後,必然上昇為佔統治地位的主流意識形態。在他們看來,由於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運動,它沒有任何私利要維護,因而也『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10](P286)。對於無產階級的思想觀念、自覺意識,馬克思一般稱之為『共產主義意識』。我們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堅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是黨性的本質要求。

  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我們黨始終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奮斗方向。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11](P1059)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強調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兩個文明都搞好『纔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2](P378)。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黨內和社會上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乾部和共產黨員』的情況[13](P305-306),加之國外敵對勢力的滲透、『西化』和『自由化』思潮的影響,導致一些人價值觀嚴重缺失,觀念沒有善惡,行為沒有底線,什麼違反黨紀國法的事情都敢乾,什麼缺德的勾當都敢做;不講對錯,不問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渾渾噩噩,窮奢極欲。這些現象的出現,嚴重搞亂了人心、渙散了斗志,造成黨的政治信任的流失,乾擾和破壞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對於意識形態斗爭面臨的形勢、意識形態工作的定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性質和內容、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的方法和途徑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作出了富有遠見卓識的科學回答。明確指出,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前所未有,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14],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激發全社會團結奮進的強大力量;中華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缺一不可;意識形態的黨性和人民性是統一的,在當代中國,堅持意識形態的黨性,核心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站穩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立場,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黨的意識,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堅持意識形態的人民性,就是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解決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是堅持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信念,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信仰是共產黨人的命脈和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沒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就可能導致政治上變質、經濟上貪婪、道德上墮落、生活上腐化;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是一個國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要在全社會大力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之像空氣一樣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價值追求,成為我們生而為中國人的獨特精神支柱,成為百姓日用而不覺的行為准則,要通過教育引導、輿論宣傳、文化熏陶、實踐養成、制度保障等,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為人們的精神追求、外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必須牢牢把握正確輿論導向,著眼於推動人民群眾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以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堅守,尊重傳播規律,創新方法手段,切實提高黨的宣傳輿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同時要全面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提昇講好中國故事、發好中國聲音的能力與水平;在堅持正面宣傳教育為主的同時開展積極的輿論斗爭,在事關堅持還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黨校高校教育工作者,黨的宣傳輿論、文化藝術工作者,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各級乾部,都要紮紮實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要敢於擔當,不辱使命,堅持和鞏固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做到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敢於亮劍,敢於斗爭,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制度、道路、文化的安全。這些新的思想和觀點深刻回答了新形勢下加強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為在新形勢下加強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

  (八)深入探索治黨規律,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理論

  我們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的黨。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性質的要求和優良傳統。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通過延安整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達到了高度統一,從而為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告誡全黨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做到『兩個務必』。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我們黨首次提出了『執政黨』建設的問題,並就執政條件下如何從嚴管黨治黨提出了新的要求。改革開放後,鄧小平進一步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15](P380),『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16](P381)。隨著黨的歷史方位和中心任務的變化,我們黨面臨著長期執政、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外部環境四大考驗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大危險。如何在新的偉大斗爭中,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提高領導能力和執政水平,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續寫趕考的新篇章,是我們黨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立足於實現中國夢、奪取新的偉大斗爭的勝利,深刻總結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積累的正反兩方面經驗,積極借鑒國外執政黨建設的經驗教訓,深入探索從嚴治黨規律,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將管黨治黨提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新高度;提出了『打鐵還要自身硬』、『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的治黨主題;並圍繞這一主題闡述了管黨治黨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核心是加強黨的領導,基礎在全面,關鍵在嚴,要害在治』。[17]全面就是管全黨、治全黨,面向全體黨員和黨的組織,覆蓋黨的建設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各個部門,重點是抓住『關鍵少數』,強調『加強黨的建設必須抓好領導乾部特別是高級乾部』[18]。嚴就是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治就是從黨中央到省市縣黨委,從中央部委、國家機關部門黨組(黨委)到基層黨支部,都要肩負起主體責任,黨委書記要把抓好黨建當作分內之事、必須擔當的職責;各級紀委要擔負起監督責任,敢於瞪眼黑臉,勇於執紀問責。『使管黨治黨真正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19]。各級黨委紀委要增強管黨治黨意識、落實管黨治黨責任,樹立正確政績觀,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的政績;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思想教育要突出黨性和道德教育,引導黨員、乾部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制度要精,要務實管用,突出針對性和指導性;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發揚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堅持民主集中制等優良傳統,提高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則性、戰斗性;堅持從嚴管理乾部,抓住領導乾部這個『關鍵少數』,按照『三嚴三實』要求,培養一支忠誠、乾淨、擔當的乾部隊伍;持之以恆糾正『四風』,持續深入改進作風,要咬住『常』、『長』二字,經常抓、深入抓、持久抓,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推動黨的作風持續向好,推動社會風氣明顯好轉;要嚴明黨的紀律和規矩,尤其是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根據形勢和黨的建設需要不斷完善黨的紀律規定,確保系統配套、務實管用,積極探索紀律教育經常化、制度化的途徑,堅持有紀必執,有違必查,使紀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必須保持反腐敗的高壓態勢,堅持『零容忍』的態度不變、猛藥去?的決心不減、刮骨療毒的勇氣不泄、嚴厲懲處的尺度不松,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堅持標本兼治,逐步形成領導乾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機制;要強化黨內監督,建立健全黨中央統一領導,黨委(黨組)全面監督,紀律檢查機關專責監督,黨的工作部門職能監督,黨的基層組織日常監督,黨員民主監督的黨內監督體系,『把強化黨內監督作為黨的建設重要基礎性工程』[20];緊緊依靠人民全面推進從嚴治黨,將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檢驗全面從嚴治黨成效的根本標准。這些新觀點新論斷新思想創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偉大斗爭中如何管黨治黨的重大歷史課題,不僅加強了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進一步鞏固了黨的執政地位,同時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寶庫,把馬克思主義黨建思想推進到了一個新的時代高度。

  (九)深刻闡述了新時期國防和軍隊建設帶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論問題,開拓了馬克思主義國防和軍隊建設理論發展的新境界

  在我國長期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提出了『黨指揮槍』、建立『強大的國防軍』、實行積極防御戰略等一系列軍隊和國防建設理論。改革開放後鄧小平進一步指出要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軍隊始終要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國家,忠於社會主義,要服從國家建設大局等強軍興軍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著眼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在繼承毛澤東鄧小平等黨的領導人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的基礎上,適應時代條件的變化,就新時期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地位作用、強軍目標、軍事戰略、國防和軍隊改革等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論述,鮮明回答了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為什麼要強軍、怎樣強軍,打什麼仗、怎樣打勝仗,為什麼要深化改革、如何深化改革等重大問題;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為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實現強軍夢、強國夢提供了根本遵循。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國際形勢保持總體和平、緩和、穩定的基本態勢,但世界依然面臨著現實和潛在的戰爭威脅,世界急劇變化增大了我國安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我國安全面臨的現實威脅呈上昇趨勢,世界新軍事革命加速發展對我軍提出嚴峻挑戰,我國進入由大向強發展的關鍵階段,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的任務更加艱巨,國防和軍隊建設是國家安全的堅強後盾,必須服從服務於國家和民族最高利益,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堅強力量保證;面對新的形勢任務,必須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必須把握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聽黨指揮是強軍之魂,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軍隊要聽從黨的絕對指揮,永遠聽黨的話、跟黨走,能打仗、打勝仗是強軍之要,必須按照打仗這個標准搞建設抓准備,確保軍隊能夠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強軍之基,必須保持嚴明的作風和鐵的紀律,確保部隊的高度集中統一和安全穩定;要毫不動搖堅持積極防御的軍事戰略方針,豐富和完善其內涵,『我們希望和平,但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決不放棄維護國家正當權益、決不犧牲國家核心利益』[21];要把4個帶根本性的東西立起來,培育『四有』軍人,即把理想信念在全軍牢固立起來、把黨性原則在全軍牢固立起來、把戰斗力標准在全軍牢固立起來、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軍牢固立起來,著力培養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軍人;要堅持戰斗力標准,深入研究現代戰爭特點規律和制勝機理,圍繞構建能夠打贏信息化戰爭、有效履行使命任務的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軍事制度,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著眼於貫徹新形勢下政治建軍的要求,推進領導掌握部隊和高效指揮部隊有機統一,形成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格局,著眼於深入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抓住治權這個關鍵,構建嚴密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著眼於打造精銳作戰力量,優化規模結構和部隊編成,推動我軍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轉變,著眼於搶佔未來軍事競爭戰略制高點,充分發揮創新驅動發展作用,培育戰斗力新的增長點,著眼於開發管理用好軍事人力資源,推動人纔發展體制改革和政策創新,形成人纔輩出、人盡其纔的生動局面,著眼於貫徹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推進跨軍地重大改革任務,推動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22]。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論述,是黨的軍事指導理論創新發展的最新成果,譜寫了馬克思主義國防和軍隊建設理論的新篇章。

  (十)提出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

  自從20世紀初世界上產生了社會主義制度以來,社會主義國家如何處理相互之間及同其他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關系,便成為國際關系中一個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十月革命後,列寧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和平共處的思想,然而由於當時世界基本矛盾決定的時代主題是戰爭與革命,所以列寧所提出的和平共處只是為了解決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一時的關系,這種和平共處只能是短暫的,不可能是持久的。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政府提出和倡導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乾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指導不同社會制度以及相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相互關系的准則。但由於二戰後兩極格局的形成和舊的國際秩序的影響,世界上形成了按社會制度劃分的不同國家集團,戰爭的陰影仍時隱時現。

  20世紀70年代中期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由緊張對抗逐步走向緩和對話,與此同時,新的科學技術革命在全球范圍蓬勃興起,國際間的競爭已從軍事方面轉向以經濟、科技等為內容的綜合國力的競爭。鄧小平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敏銳的指出和平與發展已成為世界的主題,不同社會制度以及相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長期和平共處是必然的。兩極格局解體後,尤其是2008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充分顯現,中國經濟逆勢而起、高速發展,2010年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目前,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25%以上。中國的發展及國際地位的提昇,不可避免的引起了國際上一些人的擔懮,『中國威脅論』隨之出現,這就需要當代中國領導人提出適合中國自身地位和發展要求的新的國際關系理念。

  當前國際形勢的基本特點是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和社會信息化。各種矛盾衝突層出不窮,氣候變化、糧食安全、資源短缺、網絡攻擊、人口爆炸、環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國犯罪、恐怖襲擊、核武器擴散等全球性安全問題,對國際秩序和人類生存構成了嚴峻挑戰。這些問題單靠一國之力是無法解決的,需要各國共同攜手纔能解決。當今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裡,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分析中國發展大勢和世界發展新動向,在出席第70屆聯合國大會時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提出要奉行雙贏、多贏、共贏的新理念,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摒棄一切形式的冷戰思維,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的新觀念,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23]。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和踐行,在國際舞臺上充分展現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不僅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寶庫,為開創我國對外關系的新局面提供了基本指導原則,也為未來的世界發展勾畫了美好藍圖。

  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系統總結了我們黨的執政經驗和世界上其他政黨興衰成敗的規律,其蘊含的治國理念和執政方略的政治智慧既與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一脈相承,又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觀點極大地豐富和創新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閃爍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光輝,是當代中國最鮮活、最管用的馬克思主義。當代世界正在經歷深度的社會歷史變革,當代中國正處於民族復興的重要歷史節點上,只要全黨全國人民認真學習、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我們就能從容應對來自國內外的各種風險和挑戰,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進行好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順利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進而為人類對美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為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做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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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5-3.

  [21]習近平.以改革創新精神開拓國防和軍隊建設新局面為實現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而努力奮斗[N].人民日報,2014-3-12.

  [22]習近平.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N].人民日報,2015-11-27.

  [23]習近平.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5-9-29.

  作者:劉昀獻(1956-),男,河南汝州人,中國浦東乾部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院副院長,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新研究基地專家、教授、博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應對執政風險和考驗研究》首席專家;陳廣西(1962-),男,河南通許人,中共河南省開封市順河回族區委書記。

  (原載於《中國浦東乾部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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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安徽理論網編輯:周曉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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