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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何『一日寫七信』 『親書政治』成功范例

時間:2017-07-12 17:23:43

  毛澤東對致信對象的動態情況特別是其對日政治主張總能及時掌握,書信起筆通常很快就寫到對方的歷史壯舉和近況業績,拉近了筆談雙方的心理距離。這也就為求得最大的政治共通性作了良好鋪墊

  今年是中國人民全面抗戰爆發80周年。在回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過程中,毛澤東同志運用親筆書信與各方人士積極聯絡,爭取社會各界對中國共產黨政策主張的最大認同,堪稱近現代『親書政治』的一個成功范例。

  上層統戰的『外交』手段

  在共產國際有意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日寇加緊蠶食侵略中國的危急情境下,中共的『八一宣言』定稿並傳出。受其影響,國共兩黨開始談判。

  然而,談判並不順利,軍事對壘仍在,國共通而未通。在此情形下,親筆書信成為毛澤東溝通國民黨政要和社會精英的重要手段之一。與親筆書信相協同的,還有派員聯絡、電報聯系等。派員聯絡通常會捎上親書,電報聯系具有近代化的便捷性,但前提是雙方必須互遞密碼,這通常是在『親書政治』奏效之後進行的。

  此外,中共方面還以中共中央、中國共產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紅軍將領等名義向國民黨等發出宣言、通電、公開信等,以宣傳共產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主張。這些政治文件雖然很多也蘊含著毛澤東的心血智慧,有的甚至就是出自他的手筆,但因為是以組織的名義,因而不能視為親書。

  毛澤東的『親書政治』,以統戰理論觀之,可統歸於上層統一戰線的范圍。因此,這一時期毛澤東寫給黨內同志的書信暫不入論列。在193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舉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作關於『外交』問題的報告。這裡的『外交』,實指統一戰線。報告確立了十大『外交』方針,其中第十條正是『發表普遍的或個別的請求書』。如果說宣言、通電、公開信等可稱之為『普遍的請求書』的話,那『個別的請求書』則非寫給統戰對象的親筆書信莫屬。

  西安事變前形成高峰

  毛澤東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寫的親筆書信,應以1935年11月26日他致信董英斌為最早。董英斌當時在國民黨東北軍代理第57軍軍長,該軍東進以解甘泉之圍,結果在直羅鎮遭到慘敗。之後,毛澤東給敗軍之將修書一封,痛陳東北淪喪的歷史教訓,提出同對方商洽東北軍、紅軍互不攻擊等約定。同年12月5日,毛澤東了解到楊虎城與第17路軍的情況後,同彭德懷聯名致信楊虎城。從書信的文言措辭可以判斷,此信出自毛澤東之手。而為了提昇送信任務的成功率,毛澤東還致信第17路軍總參議杜斌丞,稱贊對方『不忘情於革命』『為西北領袖人物』,促其與楊虎城商洽,與共產黨組成聯合戰線,並表達同沈克等東北軍將領、甘肅鄧寶珊聯合的意願。

  自1935年末對統戰對象展開親書攻勢後,毛澤東的相關書寫活動在1936年西安事變前形成了一波高峰。紅軍東征勝利後,毛澤東又分別致信閻錫山及其晉綏軍部將,曉以統戰抗日之民族大義。之後,毛澤東又分別致信杜斌丞、楊虎城,敦促對方明確表態。

  同時,毛澤東還分別致信韓復?、張自忠、劉汝明和宋哲元、宋子文、傅作義、易禮容。其中,韓、張、劉、傅、宋皆為國民黨當局鎮守一方的軍政首腦。毛澤東審時度勢,盡可能尋覓抗戰的同道中人。

  宋子文身份地位特殊,是蔣介石的妻舅,寫信給他具有向蔣介石集團投石問路的意味,同時也是因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時有抗日緒論』,為毛澤東所看重。毛澤東書信中尊其為『邦國聞人』『深望竿頭更進,起為首倡,排斥賣國漢奸,恢復貴黨一九二七年以前孫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實行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屬望可謂深沈。

  易禮容並非國民黨軍界政界顯要人士,當時不過是在中國勞動協會『工人勇進隊』謀到參謀長一職。但易禮容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馬日事變』後為中共湖南省委代理書記,直至1928年纔與黨組織脫離關系。毛澤東不忘舊友,更因為對方『從事群眾工作並露合作之意』而歡喜。此番去信不僅是接續友誼,更是托付以重任:『上海工人運動,國共兩黨宜建立統一戰線,共同對付帝國主義與漢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為對方免禍起見,此信落款特意署名為『楊子任』。毛澤東曾與楊開慧結為伉儷,『子任』是他曾用的筆名,故人一見即知。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抵達西安,意欲脅迫張、楊部進攻紅軍。第二天,毛澤東一日三書,分別致信馮玉祥、孫科、楊虎城,不放棄爭取。在統戰局勢異常凶險的情況下,西安事變既勢有必然又頗具戲劇性地爆發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毛澤東沒有盲目樂觀,『親書政治』亦未就此罷手。12月27日,他致信韓復?,希望在確定救亡大計等方面與對方有切實的合作。

  1937年3月10日,毛澤東致信斯諾,傳遞新的政策主張;3月29日,致信范長江,附寄新的政策主張與自己寫的《祭黃帝陵文》。除了團結中外記者,毛澤東還致信美國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這既是世界黨際交往,亦可視為融入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來促進國內的舉措。此外,毛澤東還復信何香凝,其中『但光明之域,尚須作甚大努力方能達到』一句,竟成時代的預言。

  具有四大信札美學特點

  書信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雖至近代而運命不息,在民國社會包括政界尤具生命力。這也是毛澤東『親書政治』能夠發生作用的文化語境。總體而言,毛澤東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寫的親書具有四大信札美學特點。

  一是淺文言體,繼承發揚書信文化傳統。對比毛澤東那時期的政治親書與公開信不難發現,二者最大的區別在於文體的差異,前者為近代白話文,後者是淺文言。采用淺文言,自然就把致信對象跟大眾區分開了。傳統書信講究程式和禮儀,稱呼、起語、結語、祝安等,表情達意尤重謙恭與委婉。毛澤東那時期致信國民黨要員、民主人士以及昔日黨內同志、青年摯友等,均能表達得當,既表謙遜又不失大體。例如,毛澤東曾一日寫七信,結語多不重復;致信宋子文的結束文辭更是精湛——『寇深禍亟,情切嚶鳴,風雨同舟,願聞明教。匆此布臆,不盡欲言!順頌公綏』,深得尺牘書翰之真髓。

  二是自鑄偉辭,構築抗日統戰政治話語。禮敬謙恭之餘,毛澤東親書注意鑄煉偉辭,指陳反侵略戰爭的緊迫性,彰顯抗戰救亡事業的正義性,表述共產黨捐棄前嫌、要求結成聯合陣線的正確性。例如,『今之大計,退則亡,抗則存;自相煎艾則亡,舉國奮戰則存』『敝軍間關南北,克抵三秦,所務者救中國,所求者抗日本』『自己元氣少消耗一分,則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諸如此類,駢偶的運用大增說理的氣勢。

  三是有的放矢,拉近距離增進民族情感。私密性是『親書政治』的一大特質,有利於通信雙方的情感交流。毛澤東對致信對象的動態情況特別是其對日政治主張總能及時掌握,書信起筆通常很快就寫到對方的歷史壯舉和近況業績,拉近了筆談雙方的心理距離。這也就為求得最大的政治共通性作了良好鋪墊。偶爾反向用之的也有,如其致信邵力子,起筆即批評對方『尚斤斤於「剿匪」,無一言及於御寇』。這是因為邵原是黨內同志,愛之深而責之切,先抑而後揚。

  此外,毛澤東親書不時提到『寇深禍亟』『風雨同舟』『大好河山』等詞,明確顯示共產黨和國民黨擁有共同的國族立場,有助於引發民族情感的共鳴。事實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正是基於社會各界對中華民族、故國山河的集體認同上。

  四是健筆草書,張揚雄肆勃發的生命力。通過毛澤東的現存書信、草稿和其他相關資料可以判定:便箋式書信,應是一揮而就的;篇幅較長的說理議事書信則可能先起草一稿,修改後再自己抄錄。書寫習慣沿襲平時,以豎書為主,偶有橫書,字體在行草之間,有小草傾向。古人雲,尺牘書疏,千裡面目。毛澤東敢以真實面目示人,是因為其書寫章法有自,又與他軍書旁午的政治身份相稱,更與危機時代有幾多對應。匆匆不暇草書以及自成一體的毛體字,向世人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化自信,以及愈挫愈勇的蓬勃生命力。

  (作者單位:吳海勇,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來源:解放日報編輯:周曉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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