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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當前的位置 : 理論理論前沿

當前中國正在發生哪些深刻變化

時間:2017-08-04 10:58:00

  【摘要】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政治方面,『上樹信仰、中立價值坐標、下劃紅線』,有效遏制了黨風政風下滑局面,進而形成政治生態向好趨勢。社會方面,以改善黨風帶政風促民風,追求綜合效應;遵循現代社會治理模式,將法治作為社會治理的根本路徑和突破口;堅持標本兼治,梳理社會關系與行為規范,抬昇柔性約束的力量。民族文化方面,注重文化品質重建,價值結構重構,同時重啟人文精神長征,人文生態正在步入正軌。軍事方面,強健政治品質,掃清發展障礙,改革體制編制,軍事生態得到改善。國際事務方面,開拓新路,把握節奏,講求實效,中國作用在不斷提昇。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內政外交成果可圈可點。在十九大即將召開之際,科學總結取得的成就,對於統一思想、凝神聚氣,特別是對制定下一個五年發展規劃,清晰未來努力方向和發展路徑,在已有成績基礎上奮力前行,十分必要。概括起來,有五個方面的生態變化既顯著又帶有根本性。

  黨內:政治生態在優化

  政治生態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狀況與政治發展環境的總概括,是黨風、政風的集中表現,其核心是黨員領導乾部的黨性修養、政治規矩與工作作風問題。因為這些內容和要素一直處於動態發展中,故而成為生長狀態。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一再詬病的是,作為最先進的政治集團,依靠堅定政治信仰發展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出現了嚴重的信仰信念缺失危機,包括黨內一些高級領導乾部『不信馬列信大師』,導致政治生態惡化。

  強調信仰在政治生態中處於核心地位,在於任何人都在人性、神性、獸性這三大屬性間動態變化,失去了神性的牽引,很容易向獸性滑落。所以,信仰信念缺失導致的是很大一批黨員領導乾部走向頹廢,沈溺於聲色犬馬,大搞權力尋租。由此損害了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弱化了高級領導乾部的人格力量。問題不解決,黨的執政能力會進一步弱化,嚴重時會步蘇共後塵。

  正因為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打鐵還須自身硬』,從嚴治黨、從嚴治『官』。具體策略可概括為『上樹信仰、中立價值坐標、下劃紅線』。由於措施得當,推進有力,有效遏制了黨風政風下滑局面,進而形成政治生態向好趨勢。

  『上樹信仰』。習近平總書記上任伊始,突出強調共產黨人必須堅定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政治信仰,明確提出『共產主義信仰是共產黨員精神上的「鈣」』,『領導乾部特別是高級乾部要以實際行動讓黨員和群眾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強大力量』。為了激發和強化黨員領導乾部的政治信仰,一系列黨內法規和重大政治活動都把信仰信念突出出來,比如,十八屆六中全會出臺的《准則》,較之1980年版本,最大的變化就是第一部分內容的調整。前者首先講的是理想信念,後者首先強調的是方針政策。雖然從根本上解決黨員領導乾部的信仰信念問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就此走上正軌確信無疑。

  『中立價值坐標』。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著力打造的、黨員乾部特別是高級領導乾部乃至所有政府官員都應確立的核心價值觀與行為准則。這方面建設的重要性不亞於信仰大廈,因為中國歷代王朝都沒有真正解決官員的精神世界的問題,或者說沒有為官員解決好精神和物質的平衡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時期,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核心價值觀,一個階段很有成果,但進入執政階段,特別是改革開放後,面對各種思潮的影響和衝擊,沒有實現自我超越,結果便是價值觀的再度紊亂和嚴重下滑。

  習近平總書記著力建構的價值系統、引領的價值追求,著眼點和著力點在於澄清模糊認識,尤其是從本體和本源性發出追問,這就是『當官為什麼,當官做什麼』,並把這種追問與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相結合,努力實現根本突破。這樣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一旦進入黨員領導乾部的靈魂深處,一種具有內生邏輯基礎的精神力量就會產生出來,再不是外部強制性灌輸,而是自省和覺悟,持久性力量就會產生。制度設計纔能獲得更為堅實的基礎,權力纔能回歸本位,黨員領導乾部行為上的自覺由此得已形成。

  同樣需要強調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精神和價值系統建設過程中,堅持了黨的『以上率下』『率先垂范』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遵循了社會規律和民族文化傳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有令而不行』。『八項規定』拉開了制度和規矩建設的序幕,這其中內含著價值坐標和價值追求。至於規范黨和國家領導人退休後待遇,要求『就低不就高』,更把這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身上彰顯的道義力量提到一個新高度,有了道義制高點,『看齊意識』就能夠得到全黨認同,並落到實處。

  為什麼這樣認為?因為國家領導人的待遇問題不是個小問題,其中反映著政黨和制度的先進與否,反映著國家和民族的人文品質和精神狀態。延安時期,美國新聞訪問團在延安看到中共中央高層生活那麼簡朴,而精神昂揚富有活力,對比南京國民黨高層的所作所為,十分感慨,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作為先進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後,沒有很好地延續革命戰爭年代的傳統和作風,甚至出現了一些高層領導的腐化墮落,由此成為黨的政治軟肋。畢竟,在信息高度發達的時代,世界處於透明化狀態,西方國家領導人離職後,不再享有在職時的待遇和禮遇,有人甚至在離開官邸後,還要到處求職,而我們各級領導乾部,尤其是高級領導乾部離職後仍然享有在職的待遇、禮遇,並且存在著巨大的等級利益,這種等級利益還實現了制度化,這難免不成為人民群眾眼裡的既得利益集團。直到當下,幾乎每個單位都為領導班子成員建小食堂、小餐廳,如果自己花錢享受更周到的服務,合情合理,問題顯然不是這樣,而是出現了利益等級化現象。蘇共瓦解的原因之一,就是特殊群體利益制度化,從乾部小食堂逐步延伸到其他各方面利益。問題不解決,勢必導致人民群眾對黨的性質宗旨的懷疑,因此削弱了黨和領導人的道義力量。

  延伸開來,之所以出現中國的封建史等同於腐敗史這種情形,並非緣於不反腐,實際上一些朝代的反腐力度遠大於當下,主要原因在於反腐的同時,階級利益等級化、固化並沒有改變。宋神宗時期,神宗問:『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大臣文彥博回答:『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這一對話揭示了封建王朝的階級關系與利益分配關系。

  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解決了封建王朝的腐朽沒落,但並沒有真正從法規制度上解決領導層的利益規范,大多數情況下是依靠自覺,結果就是不自覺者我行我素,所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當然,因為革命戰爭年代的價值觀與整個大環境的影響,表現會好一些,再者經濟上一直處於困難狀態,無條件奢侈。缺少根本上的解決問題之策,便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腐敗土壤,因此黨的政治品質和政治基礎屢屢被瓦解。

  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總書記著手解決這一問題,屬於點穴之作,盡管因為傳統文化諸方面的原因,徹底解決問題有待時日,但讓人民群眾看到了趨勢和希望,效果是顯而易見的,也是難能可貴的。

  『下劃紅線』。主要是兩大舉措的落實:一個是設規矩、劃界線,通過制訂和修改黨內一系列黨規黨紀,保證有章可循,有據可依;另一個是嚴懲漠視規矩、濫用權力者,形象一點講就是『老虎蒼蠅一起打』。由於兩大舉措由黨內而黨外、自上而下傳導開來,因而成效顯著,反腐取得了『壓倒性勝利』。這一點完全可以用貪官在懺悔中感嘆『官不逢時』來間接證明。

  實際上,為權力設邊界、為官員行為劃紅線所產生的效力,也可以從部分官員被擠出『官場』來證明。當前為什麼出現所謂的『辭官潮』,究其原因,在於設規矩和劃紅線內含著利益的深度調整,這個調整必定把過去為追逐超額利益而來的官員擠出官場,而讓願意承擔社會責任且有奉獻精神的人有機會到體制內發揮更大作用。

  正是上述多重措施使黨員乾部特別是高級領導乾部的心態、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發生著明顯改變,普遍性改變自然促成政治生態趨於優化。政治生態的改變是最根本的改變,惟此纔能跳出歷史周期率,避免反腐成為『割韭菜』。或者可以這樣說,在『不敢腐』已經成為現實的同時,保證『不能腐』的制度不斷完善、不斷推進,支橕『不想腐』的精神和價值追求開始內生。由此可以斷言,黨內政治生態的『拐點』已經到來。

  國家:社會生態進拐點

  社會生態內含規則和秩序、民眾道德價值觀和行為規范,及其諸多要素各自發展和相互作用生成的社會風氣與發展狀態。社會由所有社會成員共同構成,因而社會生態由所有成員共同造就。單個人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有限的,但生成的特定社會生態卻強烈地影響著社會中的每個人。

  依照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的觀點,個體無意識是後天的結果,而集體無意識則具有先天性,這就闡明了個體往往被社會改造而形成無意識,而集體卻是被一代代人積淀起來的文化所塑造。所謂傳承血脈,實際上就是傳承文化心理或文化性格,這是集體無意識最深厚的基礎。如此,一個民族生成一種文化,這種文化又反過來塑造整個民族。當下社會現實生態的形成,一定有文化傳統或文化性格的印跡和緣由。

  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生成於小農經濟,倫理道德及其血緣宗族基礎上的『五倫』道德高度依賴或契合社會較少流動的自然經濟,所以,傳統倫理道德擁有很強的生命力和塑造力。但是,進入社會流動愈來愈快的工業社會、信息社會,靠熟人關系構成的道德評價和道德監督已經無法維系,而與新型社會吻合的倫理道德體系尚未建立起來,即道德建設沒有做到與社會轉型同步,出現了脫節或錯位,形成真空期間的紊亂。這是所謂『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

  如果對我們的傳統倫理道德作進一步分析,也可以這樣說,『五倫』道德促成的是『看管式道德』,內生性差,因此決定了在獲得必要的外部條件支橕時,會發揮正向作用,反之則亦反。更重要的是,這種倫理道德模式多傾向於私德而非公德,結果只能造就中國社會的『潛規則』盛行,出現所謂的『搞掂』『擺平』『操作』等行為。由於潛規則重於顯規則,人人都自覺不自覺地被囿於一個無形的網中,幾近失去自我。

  除了傳統文化中存在的弊端,社會主導力量弱化甚至缺失,也強化和放大了問題的嚴重性。中國的主導力量是黨和政府。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儒家倫理道德體系式微,特殊階段甚至被徹底打破和清除,與此同時,社會主義新倫理道德體系建立,這種倫理道德體系在一定意義上屬於政治倫理道德,因而高度依賴執政黨的政治灌注。正因為這樣的原因和邏輯,道德標准、道德示范和道德評價與執政黨或黨內成員聯系緊密,這也是我們把領導乾部的等級職務與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高低幾乎等同的原因。比如,國家領導人層級的領導乾部,去世後其追悼會上的訃告一定有『忠誠的馬克思主義戰士』『我黨久經考驗的傑出領導人』,等等。人民群眾一直接受這種表述及其背後的邏輯,然而,由於一個時期政治生態惡化,一批領導乾部特別是高級領導乾部蛻化變質,與職務等級掛鉤的道德評價系統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更可怕的是由此導致中國共產黨創造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面臨崩潰的危險。

  上述問題不解決,人人都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導致所謂的『互害模式』。比如說,人們都在批判社會,把社會視為染缸。黨政系統教育乾部要抵御社會不良風氣,學校教育學生抵御社會不良風氣,部隊教育官兵抵御社會不良風氣,問題在於社會原本就是由我們所有人共同構成的,我們就是社會不良生態的制造者。所以,當一種社會生態形成,絕非單個人或某個群體所能改變,尤其非下層群眾所能改變,而必須靠執政黨和最高領導人來主導改變。

  正是由於上述問題及其特點規律,習近平總書記主導的黨中央,其治國理政思想理論原本就包含著社會環境和生態治理,比如,『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就是圍繞社會全面建設展開。直接反映在社會生態建設方面,有多個著力點。

  首先,以改善黨風帶政風促民風,追求綜合效應。中國社會最強大的力量來自於黨,這是與西方社會最顯著的區別所在。換言之,即便法律具有強大的約束力,但中國的法治也是在黨的領導下推進的。以改善黨風推動社會風氣的改善,營造良好的社會生態,無論是習近平同志一系列講話,還是中央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有充分而又清晰的表達。比如,十八屆六中全會公報中就提出:『高級乾部特別是中央領導層組成人員必須以身作則,模范遵守黨章黨規,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堅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為全黨全社會作出示范。』為『全社會作示范』正是這種理念的突出表現。習近平同志在山西視察時所說的『讓乾淨的人有更多乾事的機會,讓乾事的人有更乾淨的環境,讓那些既乾淨又乾事的人能夠心無旁騖施展纔華、脫穎而出』最能體現總書記改善社會生態的態度。可以肯定,這樣的價值取向一旦真正成為社會規則和行為規范,良好社會生態便形成了。

  其次,遵循現代社會治理模式,將法治作為社會治理的根本路徑和突破口。既然中國社會矛盾和問題,很多是規則缺失所致,那麼解決問題也就應當從這裡起步。很顯然,習近平同志選擇的就是這條道路,比如,把『全面依法治國』作為治國理政的核心要義突出出來,就充分說明了問題。正是權力為法所規范,內蒙古呼格案、河北的聶樹斌案等一個個冤案纔得已昭雪。由此推而廣之,當所有掌握公權力者與人民群眾一道,堅持依照規則制度辦事,潛規則就失去了市場,灰色地帶就會逐漸消除,社會風氣或社會生態自然會改善。

  再次,堅持標本兼治,梳理社會關系與行為規范,抬昇柔性約束的力量。習近平同志提出了許多令人印象深刻,同時又直接影響社會公眾的提法或理念。比如,『官商交往要相敬如賓,不要勾肩搭背』,『想當官就不要想發財,想發財就不要想當官』等。紀委和政法系統也據此作出很多具有實效的規定,包括公權不能私用,公器不能家用,成長於小農經濟基礎上,由宗族勢力演化而來的『鄉黨』『同年』構成的小集團必須消除,等等。這些規定隱含的理念,既可以在政治規矩中看到,更多情況下屬於道德價值牽引下的柔性約束,正是因為這樣的屬性,一旦被社會接受,就會形成無形的力量,影響著人們的觀念和行為方式,這對於一種新的社會生態形成是很重要的。可以肯定,當新思想理念化作柔性規范,一種新的社會生態便初見端倪,並逐步走向成熟。

  民族:人文生態入正軌

  民族人文生態,實質就是民族人文素質或人文性格的外化、社會化。具體來分析,所謂人文素質或人文性格的外化與社會化,就是全民族在人文領域所呈現的狀態和發展程度。人文生態與社會生態有交集,但前者更突出『形而上』,即關注精神層面的問題,後者貼近於生活層面,社會大眾皆關注並參與其中。歐洲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就是一群精英分子主導和推動的。

  中國的大國道路需要更為優秀的人文品質作支橕,因為大國崛起於文明,只有立身於人類文明的制高點起引領作用,纔敢言崛起,也纔能夠崛起。今天的中國,經濟總量已經上昇到世界第二的位置,並且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但我們的科學文化的創造力與經濟實力和大國地位並不匹配,同時很多民眾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遠不是大國國民的水平或境界。

  網絡上流傳著美國前駐華大使駱家輝和美國前總統候選人希拉裡對中國人的評價,雖未證實真偽,但卻引人思考。駱家輝認為,中國人在大事上能忍氣吞聲,但在小事上卻斤斤計較;能通過關系辦成的事,絕不通過正當途徑解決;計較的不是不公平,而是自己是不是受益者;動輒批判外界,卻很少反思自己;不願遵循規則,寧願為適應潛規則受罪;不為長遠未來謀福,願為眼前小利冒險,等等。希拉裡在演講中說,中國人不了解他們應該對國家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全民上上下下最崇拜的就是權力和金錢;人民大眾過去是權力的奴隸,現在演變為金錢的奴隸;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麼是體面和有尊嚴的生活,唯有獲取權力或金錢纔是生活的一切,纔是成功,等等。

  這些評價看似尖刻,其實不為過。中國企業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屢屢發生衝突也反映出類似問題,比如,福耀玻璃在美國開辦工廠就出現了文化衝突,密歇根大學利伯索爾—羅傑爾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瑪麗·加拉格爾認為,衝突的原因之一在於曹德旺這樣的企業家,在中國『通常會僱傭農民工在自己的工廠裡工作,他們認為那些人比較順從,與美國工人不同,後者期望更友好平等的管理風格』,『他之前很可能從未經受過來自勞方的這種壓力』。由此可以看出,在別人那裡平等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在中國人的骨子裡仍然是等級和高低貴賤。這也是封建思想未經過現代文明啟蒙的必然結果。

  從社會主導力量和階層情況分析,官員是掌握公權力者,其價值觀和行為深刻影響著社會前進的方向及其品質。毋庸諱言,中國歷代王朝從沒有建立起真正符合人類發展方向的精神世界和價值系統,因而無法遏制官員的權力腐敗。也就是說,既然『學而優則仕』『千裡當官為了吃穿』『一人當官雞犬昇天』……那麼,等級利益就是官員乃至全社會的動力系統,甚至是原動力。

  換言之,歷代王朝一再強化『官本位』,導致權力通吃的嚴重問題,並由此導致體制內關系緊張,社會矛盾與階層衝突嚴重,其根本原因就是大眾扭曲的價值追求。為什麼聰明的中華民族原創性如此之弱?這與民眾『權力通吃』的扭曲價值追求有關。當官可以獲得一切,怎麼可能有人醉心於科學文化的創造?沒有文明創造力,一個民族就不可能立身於人類文明的制高點起引領作用。

  作為帶領中華民族追求大國躍昇的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同志充分認識到我們這個民族存在的深層次問題,並且花大力氣推動民族人文品質的提昇和突破。他在十八屆中紀委七次全會的講話中強調指出,黨員、乾部要不斷提昇人文素養和精神境界,去庸俗、遠低俗、不媚俗,做到修身慎行、懷德自重、清廉自守,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這是說政治本色需要人文素養作支橕。更重要的還是限制權力而來的超額利益,利益帶有根本性,當權力在制度和規則中運行,當權力受到嚴格監督,大眾觀念隨之變化,社會價值追求出現分流,即不會再對權力趨之若鶩。這是超越中國歷史之舉。

  總體來看,習近平同志在改善和營造人文生態過程中著力於以下三個方面:

  文化品質重建。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文化建設,認定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並重。他把文化自信的突破口放在繁榮民族傳統文化與開拓人類先進文化相結合上,以此提昇民族文化品質。在復興民族傳統文化方面,重點是抓本質,找到民族文化的根本,比如,習近平同志在山東曲阜、北京師范大學都突出強調了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在紀念孔子誕辰245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更進一步闡述了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思想內涵。在開拓創新文化方面,主要強調文化的交流互鑒,以此為中華文化注入新元素,這已經內含了一種超越制度的文化認同,本身就是超越。

  價值坐標重構。前文分別從黨內和社會層面分析了新價值坐標的建設問題,包括力戒奢靡之風,找尋更有價值的人生目標和精神追求。雖然這些都有具體的針對性和指向性,比如,要求領導乾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懷和境界,引領社會大眾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觀念,等等。當這一系列理念深入領導乾部和人民群眾的內心深處,沈淀下來,久而久之就會成長為民族價值系統。所以說,最高決策者在進行頂層設計落實決策過程中,思想理念有著相當的深度和高度,有了這樣的深度和高度,就能夠推動民族人文品質實現躍昇。

  精神長征重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其圓夢之旅就是精神之旅,沒有全民族的精神長征斷不會實現宏偉目標。因此,中央加大了精神建設的力度。2016年的幾次重要會議的重點均在精神領域。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提出『不忘初心』;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高揚長征精神;六中全會公報與《准則》《條例》,都把信仰信念高高舉起。僅此已經看出,由黨及民,由社會而民族的精神提昇、精神長征已經開啟。其起點與落腳點都高度關照民族人文品質、人文素質。

  正是著力於文化這個基礎,圍繞著價值系統展開,我們已經感知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價值系統受到深刻影響,長期堅持下去,無異於一場民族文化啟蒙,啟蒙讓我們思考何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優秀品質和精神實質,如何實現人文素養、人文精神的昇華。

  軍隊:軍事生態在改善

  軍事生態也可以說是軍隊生態,內含支橕軍隊建設與軍事活動的政治品質與政治倫理規則,以及官兵之間基於價值觀和軍事文化性格基礎上的人際關系與行為方式,由此構成一種生長和發展狀態。

  原本,這支人民軍隊擁有堅實的政治基礎和優良傳統。這是黨在建軍之初就確立起來的政治建軍路線,有了政治上的超越,就能保證這支人民軍隊與舊軍隊不一樣,與軍閥軍隊不一樣,與西方國家的軍隊乃至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也有很大不同。這支人民軍隊擁有強大的戰斗力,做到了戰無不勝,且把責任延伸到本職之外的社會精神和道德建設領域,比如,黨中央在十四屆六中全會上提出『軍隊和武警要努力走在全社會精神文明建設的前面』,人民群眾在遇到危難的時候喊出『關鍵時刻還是要靠解放軍!』這些都反映或折射著人民軍隊擁有強大的履職和擔當能力,同時擁有強大的精神動力之源。

  上述可感可見,但存在的矛盾和問題也必須正視。因為郭伯雄、徐纔厚兩個腐敗分子長期把持軍隊要津,他們大搞權錢交易,嚴重惡化了軍隊生態,紊亂了官兵的精神和價值追求,大大弱化了犧牲奉獻精神,有識之士早就對我軍精神血脈的延續、履行使命任務的能力表示懮慮。

  面對嚴峻形勢,習近平同志以超出人們想象的勇氣和決心,大刀闊斧地實施全面整治,目前已經初見成效。從已經開展的工作看,主要采取了三大舉措。

  一是強健政治品質。習近平同志擔任軍委主席伊始便提出『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建設總目標總要求,以『敢打仗,打勝仗』作為一切工作成效的基本標准和評價尺度。在達成目標的路徑選擇上,堅持從夯實政治基礎開始,這也是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古田召開的原因。同時,這次會議還首提要做『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四有革命軍人。可以說,無論在軍委機關講話,還是到部隊視察,習近平同志都一再強調聽黨指揮和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政治品質。所有這些表明,軍隊要始終保持本色不變,以此獲得不竭的精神動力之源。

  二是掃清發展障礙。一段時間裡,軍隊發展遇到多重障礙。首先,郭伯雄、徐纔厚賣官鬻爵,導致逆淘汰下的人纔流失;其次,權大於法,情大於法,導致規章制度形同虛設,領導乾部不以違規為恥,甚至以踐踏法律為榮;再次,作風飄浮,弄虛作假,造成文山會海,更有甚者把演習當演戲、當兒戲。針對這些問題,習近平同志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和魄力,直接將郭伯雄、徐纔厚在內的一批高級將領繩之以法,振奮了士氣,震懾了腐敗分子。與此同時把一系列規章制度明確起來,嚴格起來,監督檢查剛性化,這些努力直接改善了軍隊風氣,甚至是價值觀念。

  三是改革體制編制。以習近平同志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講話中提出精減員額30萬為重要標志,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全面深化改革在軍隊揭開帷幕,這次起點高、涉及面廣的軍隊改革,可以用波瀾壯闊來形容,更本質意義上,這次改革是毛澤東創建人民軍隊以來的第二次飛躍,其直接效力和影響力,遠不是改革開放以來三次裁減員額所能比擬。我們有理由相信,經過必要的適應、磨合期,一支大國軍隊將屹立於維護世界的舞臺。這種自信僅僅從改革過程中些許現象就可窺得端倪。以往每次改革,幾乎無密可保,甚至坊間信息比正式命令快,這次改革,尚未正式公布的方案決無人敢透露。過去安排一個高級軍官提前退休很困難,這次批量安排,無人置疑和違令。過去涉及單位的去留昇降,各種利益攸關方都站出來做工作,這次普遍遵循規則和頂層設計、整體安排。一支軍隊的戰斗力來自鐵的紀律,來自暢通有效的軍令,所以,現象中已經折射出未來的走向和成效。

  當然,我們不能寄希望畢其功於一役,但有了習近平主席和中央軍委的堅強領導,有了全軍官兵的大局意識和堅定追隨,建設起一個富於強大戰斗力的大國軍隊可期。

  國際社會:中國作用在提昇

  當今世界有三大力量在深刻影響著整個世界的生態和走向:一個是中國因素和作用在快速提昇,中國開始參與國際規則的制訂;另一個是美國和歐洲右翼保守勢力抬頭,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遇到新挑戰;再一個是伊斯蘭世界以另一種方式凸顯自己的存在,即以其文化宗教派生或異化出來的極端勢力攪動世界,形成以暴恐為特點的文化和宗教衝突。

  世界往哪裡去?這已經成為一個最現實且最具挑戰性的問題。出路在哪裡?歐美的右翼走向應該不是出路,而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的衝突也不是短期內能夠解決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在這兩大文化和宗教中找妥協似不現實。因此,世界自然地把目光轉向中國。

  為什麼中國能夠聚焦世界眼光?兩大因素是關鍵。一個是中國的制度優勢與執政黨和領袖擁有強大的領導能力。每當世界處於轉折的關口,都需要一種有力的領導力量產生出來,就如同二戰反法西斯戰線需要美國的領導一樣,今天,世界又面臨新挑戰,往哪裡走?領導者很重要。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在繼續上昇過程中的中國,擁有必要的物質力量,尤其是這種力量具有快速轉化能力。比如,『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峰會在北京召開,參加的國家和國際組織領導人之多,出乎很多人預料,這樣巨大的號召力應當是除聯合國之外所沒有的,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已經超越美國?當然不是。美國政黨和政府受制度制約,不可能組織起這樣的會議,而中國的體制制度為執政黨和最高領導人實現意志提供了強大支橕。

  另一個是中華文化具有的特質或基因擁有昇華的空間,且具有化解世界文化衝突的可能。中國文化是一種包容度很高的文化,這一點中國的發展史可證明,中原基本上沒有征服他國的歷史,之所以版圖不斷擴大,很重要的原因是游牧民族侵入中原後,被中原文化所同化。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進入中國,都實現了較好的融合,至少中國沒有出現過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長期的大規模的激烈衝突。正是因為這一點,中華文化或者能夠成為一種世界主導文化。

  當然,我們不能盲目樂觀,不管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中國都還存在較多的問題,需要正視、需要化解、需要超越。依照普遍的價值評價標准,所謂民族的偉大,主要體現在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上,同時反映於自身品質的提昇。這就意味著,中華民族真正實現崛起,至少有幾大要素不可少:責任擔當和利益分享;科技創造力與規則意識、契約精神;道德感和慈善。這一切都決定於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由於生成於小農經濟的中國傳統文化沒有解決好『形而上』,因而對人生意義的理解長期處於感官層面,即存在嚴重的功利主義和短期行為。

  中國曾經是大國、強國,但近百年來已經遠離世界中心,鴉片戰爭是轉折點,此後每況愈下,久而久之造就出現了『弱國心態』,無法融入世界主流,因而直接影響著文化軟實力的提昇。同時,中華民族是個聰明的民族,但創造力不強,特別是進入近現代,被遠遠拋在後面,主要原因還在於精神世界狹窄,功利主義嚴重,再加上沒有經歷歐洲那樣的啟蒙運動,結果陷入低層次循環。

  僅僅從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看,就能看出問題所在。從1840年到新中國成立,中國人眼裡的世界是模糊的,真正有世界高度和世界眼光、世界胸懷的人是極有限的。即便是被稱為『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林則徐,在認識方面也極具局限性。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有了『兩彈一星』,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勝利,這些成就讓中國人產生了難得的自信心,一定意義上是讓一個長期跪著的民族直起了腰板。當然,由於仍然缺少對世界的真正了解,同時缺乏國際思維,我們還是走了不少彎路。比如參與國際共運期間,存在著理想高於現實,激情重過理性,在自己吃不上飯的情況下,仍然試圖拯救『水深火熱中的世界人民』。對世界嚴重不了解下的革命熱情,注定是悲劇。

  改革開放到十八大前,鄧小平主導和延續鄧小平路線的中國,開始打破閉關鎖國,更多人走出國門,開始明白『世界原來是這個樣子』,又因為知曉了世界,而奮起直追,終於有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發展成就。概括起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國人了解世界,努力縮短了與先進國家的差距。這個階段,國家和民眾參與世界具有被動性和有限性。

  有邏輯的存在不一定產生邏輯下的結果,這期間很重要的是主導者是否真正洞察了歷史的脈動,同時選准前進尤其突破的路徑,這一點,我們已經從習近平同志的一系列講話和作為中窺得端倪。尤其是許多方面已經訴諸實踐,且取得了相應成就,長此以往,中國在世界中所處的位置必然改變,發揮的作用必然擴大,一種新生態必然形成。

  開拓新路。習近平同志在G20會議、達沃斯論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峰會的幾次主旨演講中,都闡發了人類文明的前進道路,並且提出了『中國方案』,這些都充分展現出中國大國道路所秉承的准則和理念,反映出習近平同志致力實現的中國夢,並不僅僅是中華民族的夢想,其實內含著人類文明的前進道路,在歐美出現保守趨勢的情況下,我們主張的仍然是全球化道路,是文明互鑒。根本意義上講,其中反映出習近平同志主動作為的思想理念。

  把握節奏。中國要在世界前進道路上發揮主導作用,除了不斷加強自己的硬實力、軟實力,實現自身品質上的突破,同時還要以科學的節奏實現良性互動,而不是硬突破,導致衝撞,既遲滯了自己的發展步伐,同時給世界以不安定因素。習近平同志把握了這一點,比如,G20會上提出自己方案的同時,強調中國方案不是瓦解世界既有秩序和規則,而是強調補充作用,這是很理性的判斷,也是有利於實現良性互動的判斷。

  講求實效。『一帶一路』已經開始讓參與國真切感受到中國力量,尤其是從中獲得益處,這就是實效。還有一種實效在於夯實自身基礎,比如大力提昇國民素質和世界胸懷、世界眼光,保證全民族具有引領人類文明前行的能力。所有這些,落實下來無疑是一場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的啟蒙運動,當成效進一步顯現出來,中華民族便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Profound Changes in China

  Gong Fangbin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won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governing China. In the political aspects, "strengthening faith, setting value coordinates, and drawing the red line" has effectively curbed the decline of the conduct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and then helped to create an upward political ecology trend. In the society aspects, the CPC has used better Party conduct to improve the conduct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and tried to realize a comprehensive effect; followed the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model, and made rule of law the fundamental path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a breakthrough point; and addressed both the root causes and symptoms of problems, reviewed social relations and behavioral norms, and underscored the power of soft constraint. In the national culture aspects, the CPC has paid attention to cultural quality reconstruc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s while restarting the humanities spirit Long March, so that humanistic ecology is on track. In the military aspects, the CPC has strengthened political quality, cleared development obstacles, and reformed system, thus military ecology has improved. In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aspect, the CPC has constantly opened up new ways, grasped the pace, and been result-oriented, getting China to play a larger role.

  Keywords: Political ecology, Social ecology, Humanistic ecology, Military ecology

  公方彬,國防大學軍隊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正師職研究員、大校軍銜。研究方向為軍隊作風、廉政建設。主要著作有《決策中國》《價值中國》《精神中國》《思想的原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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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編輯:周曉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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