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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理論邏輯

時間:2017-08-18 08:58:00

  作者簡介:王立勝,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法學博士,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智庫常務理事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論壇主席,理事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中心理事長,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會副會長,研究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新疆問題,毛澤東研究。

  內容提要:習近平經濟思想不僅有豐富的思想內容和理論內涵,而且是一個嚴謹、縝密的邏輯體系。其方法論邏輯是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理論,邏輯追求指向一個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學科體系,邏輯依據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邏輯核心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同時,以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發展的共生共建共享性為邏輯特征,以創新意識和問題意識為發展邏輯。

  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體系是黨的十八大以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探索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思想結晶和理論創新,這個理論體系不僅具有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作為其哲學基礎[1],而且具有非常豐富的思想內容作為其科學內涵[2]。更值得重視的是這個思想理論體系,不僅有其內在的科學性和哲學的合理性,更具有嚴密的邏輯性,體現了哲學奠基的堅固性和知識構成的科學性,進而形成了學術規范的一致性、理論范疇的統一性、自然邏輯的嚴密性。本文的任務就是揭示這個思想理論體系的理論邏輯。

  馬克思主義社會有機體理論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體系的方法論邏輯

  人們公認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唯物辯證法,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則和方法論在中國當代的具體運用,體現在這個理論體系中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本質上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但是具體而言,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以及習近平在思考中國經濟問題時如何運用的唯物辯證法,是我們首先要回答的問題。

  在研究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構建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過程中,自始至終人們都堅持認為要運用《資本論》的方法、借鑒《資本論》的智慧。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但是,關於《資本論》的辯證法是什麼以及如何運用《資本論》的方法,學者的理解未必一致。這裡不再詳述學者們的具體觀點,而是專注於部分專家的研究——在筆者看來,他們提出了理解習近平的經濟思想理論至關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理論——社會有機體理論。

  在20多年前的一部研究《資本論》哲學問題的著作[3]中,作者就明確提出了《資本論》所體現的歷史觀其思想主線是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學說,認為:『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真正對象是社會有機體,它不僅研究社會有機體的橫向結構,而且研究社會有機體形成、發展、變化的縱向歷史演進;不僅研究社會有機體的外在形式,而且研究社會有機體的內容本身;不僅研究社會有機體質的變化規律,而且研究社會有機體量的變化規律;不僅研究社會有機體的宏觀整體,而且研究社會有機體的微觀要素和細胞,要整體地概括、理解和把握這一切,就必須把社會看作不斷運動的活的機體,這正是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精粹之所在』[3]。可惜的是,對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這一科學理解,一直沒有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沒有自覺地用馬克思社會有機體的方法來理解《資本論》的文本結構和思想結構,更沒有自覺地用這一理論方法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發展和資本主義的未來命運,也沒有自覺地將其用於對社會主義運動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研究。在馬克思看來,一個社會就像一個生物有機體一樣,是一個社會有機體,它不僅在橫斷面上有著特殊的結構,而且,任何一個社會有機體都有其產生、形成、發展和衰亡的歷史。他寫作《資本論》所選擇的對象——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他那個時代已經發育成了一個成熟的社會有機體,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完全可以用來作解剖的標本了。正如馬克思所言:『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並且經常處於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4]列寧是真正洞察馬克思歷史辯證法思想的人,他多次論述過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稱之為辯證方法(它與形而上學方法相反)的,不是別的,正是社會學中的科學方法,這個方法把社會看做處在經常發展中的活的機體』[5](P145)。『而辯證方法是要我們把社會看做活動著和發展著的活的機體』[5](P159)。馬克思正是有了社會有機體這種觀察分析社會問題的歷史辯證方法,纔通過考察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過程,同時又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橫斷面的研究,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發現了資本主義自身永遠不能克服的基本矛盾,從而預測到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命運,也得出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必然產生和實現的結論。《資本論》就是馬克思以英國社會為典型用社會有機體的歷史辯證法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部千古名著,這是馬克思理論創造的一次成功,也驗證了社會有機體方法這一歷史辯證法的正確。

  社會有機體理論方法的核心要義,就是把社會看做一個『發展中的活的機體』,這就為馬克思的歷史觀奠定了整體性、全面性、辯證性和系統性的思想基石。也就是說,社會有機體理論的方法要求我們要用總體的、全面的、辯證的、系統的觀點來看問題。

  學習和研究習近平系列講話精神,我們不難發現,他在思考中國發展問題時,正是成熟地系統地運用了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理論。馬克思社會有機體理論成為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邏輯方法論。

  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社會有機體。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一個社會有機體的出現也有一個產生、形成、發展的過程。從橫向上說,這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都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整體,從縱向上說,這個社會的發展有其歷史過程。毛澤東在觀察、分析和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都是把中國社會看成一個有機體的,比如他在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一文中,通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從中國社會整體的高度,全面地研究了十個方面的重大關系: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毛澤東說:『這十種關系,都是矛盾。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6]毛澤東對十大關系的論述很顯然是從中國社會的橫斷面上進行的全面分析,他是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涉及的方方面面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的,體現了毛澤東社會研究方法中的社會有機體思想。同時,毛澤東還特別注意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性,他從認識論的角度強調揭示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重要性,認為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認識是正確決策的前提,他號召並帶頭進行調查研究就是為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但是他也多次論述過規律的暴露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毛澤東對這本書的寫作是不滿意的,認為這本書的一個總的缺點是缺少辯證法,沒有認識到社會主義是一個過程。但是他沒有過多地責備作者,而是從社會有機體的角度出發,指出:『這本書沒有系統,還沒有形成體系。這是有客觀原因的,因為社會主義經濟本身還沒有成熟,還在發展中。一種意識形態成為系統,總是在事物運動的後面。因為思想、認識,是物質運動的反映。規律是在事物的運動中反復出現的東西,不是偶然出現的東西。規律既然反復出現,因此就能夠被認識。』[7]毛澤東認為,那個時候雖然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搞了40多年的時間,但是還是在探索過程中,社會主義作為一個社會有機體,在蘇聯還尚未成熟,蘊藏在蘇聯社會主義本身的規律還沒有充分顯露出來,反映這個規律的政治經濟學學科,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也難以形成一個成熟的體系。這一判斷,從縱向角度反映了毛澤東觀察問題的社會有機體視角。

  改革開放後,中國逐漸形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認為中國雖然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但是,從生產力的水平方面來講,我們的社會主義還是低水平的,從整體性上看還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我們的一切路線、方針、政策都必須從這個初級階段出發來制定。

  經過近四十年的發展,將我們自身經歷的改革前後近70年相比較,比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曲折實踐,不難發現,雖然中國社會主義仍然處在初級階段之中,但蘊藏在其中的規律性的東西已經逐漸顯露出來。我們的經濟發展經歷了快速發展的過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上昇,對國際政治經濟的影響力逐步擴大。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們已經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們完全有理由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一個有機體已經成熟,必須更加自覺地把中國社會作為一個有機體來研究。

  習近平就是把中國社會作為一個有機體來看待、研究和謀劃未來的。他適時地提出了要處理好全局和局部關系問題的要求,認為『隨著改革不斷推進,必須加強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要加強宏觀思考和頂層設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8]。加強頂層設計的這些要求正是社會有機體理論所要求的。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新常態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在這個階段必須自覺進行經濟轉型,尋求新的發展動力,重點進行結構性改革,這都是根據中國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社會有機體發展到特定階段需要采取的切實可行的措施。經濟新常態下的許多新情況和新矛盾的解決需要新思路和新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理念應運而生,這不僅是新常態所造成的中國經濟發展的整體性對發展理念所提出的新要求,同時五大新理念也成為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理念總體。新的發展理念強調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總體性。我國正以新的理念為指引協調推進『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和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總體戰略。不僅每個『全面』是一個整體,而且『四個全面』之間也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形成一個更大的整體。同時,對經濟發展中的任何一個問題的處理都是首先看到這個問題與更大的問題的聯系,強調各個問題之間的整體性、辯證性和系統性。這都體現了習近平社會有機體的歷史辯證法思想。

  構建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體系的邏輯追求

  任何思想理論體系都有其本身的邏輯目標和邏輯追求,對於思想理論的創新主體來講,他所建構思想理論體系在其建構之前和建構過程中一定會有既定的思想理論的總體打算,盡管實踐過程中理論與實踐的相互作用可能會不斷地推動設計者調整這個理論設計目標。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本身的形成、發展和建構也是如此。

  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體系首先是對建國以來尤其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建設過程的規律性總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其歷史基礎,其理論旨歸在於用科學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回顧和思考所走過的道路,總結規律性的東西,上昇到理論的層面,形成系統性的理論學說,以便於認清現在規劃未來,使我們的實踐活動在吸取歷史智慧的基礎上更好地走向未來。這種奠定在歷史自覺基礎上的理論自覺,既可以避免歷史上的教訓、汲取歷史經驗,又可以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使中國在建國以後的60年時間裡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體量有了巨大的增加,例如:2015年中國的GDP就已經是美國的60%,而這個比例在1981年僅為6%,雖然經濟總量只佔全球的13%,但是在全球經濟增長中已佔30%左右,而且國民收入也從低收入水平邁進了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近來又有專家研究得出結論:『新世紀以來,中國工業化加速,提前實現了黨的十六大(2002)提出的2020年基本工業化核心目標和主要指標。當前,中國作為世界最大工業生產國,已經出現了後工業化時代的基本特征,並帶動世界進入到了後工業化時代。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不是去工業化或放棄工業化,而是創新新型工業化道路,成為世界制造強國。』[9]這些成績的取得令國內外一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很是失望,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是成功實現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在實踐中的結合——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早就預言過這種結合是不可能成功的——面對現實,他們的結論不攻自破。在此情況下,他們轉而改變學術話題和學術話語,從過去秉持唱衰中國的理論基調轉變為搶奪解釋中國成功的話語權,試圖以文化霸權的方式重塑其理論地位[10]。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故意遺忘和無視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國家引發經濟崩潰的事實,卻將中國經濟成功事實的原因導向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勝利,進而又斷言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問題恰恰在於沒有徹底地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張,目的在於將中國徹底推向新自由主義經濟道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道路的話語權之爭就成為中國經濟學界乃至整個中國學界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習近平敏感地意識到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話語權之爭中的重要性,指出:『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11],我們必須解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於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11]的問題。

  應當說,習近平對建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問題的思考是從經濟學科開始的。早在2014年7月8日在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的講話中他就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自覺認識和更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12]。在這裡強調了政治經濟學對於認識和遵循經濟規律的前提性作用,這次講話雖然談政治經濟學這個學科本身並不是很多,但是,在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學科沈寂那麼多年後的新形勢下,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重提一門學科,而且提到了如此的高度,在學界引起很大反響是理所當然的。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了第28次集體學習,習近平不僅再一次強調要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且明確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13]。2015年12月18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又提出了『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大原則』[14]的論斷,明確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概念。此後,在學術界廣泛興起了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高潮。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雖然是從總體上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建設提出的要求,但完全適用於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建設。講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建設指明了方向:『要善於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於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11]『哲學社會科學的特色、風格、氣派,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成熟的標志,是實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體現。……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11]。在2016年7月8日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他不僅又一次講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而且明確提出『要加強研究和探索,加強對規律性認識的總結,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15]。這裡不僅提出了如何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明確了要『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的問題,而且很明顯是突破了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要求整個經濟學科的建設都要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

  在中國經濟學科建設的問題上,習近平不僅號召廣大經濟學工作者和企業家以及經濟工作者要做出貢獻,而且身體力行研究、探索和思考經濟問題,提出了很多適應中國國情的經濟學概念,比如:新常態、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等。此外,他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建構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思考,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16]。在整個中國經濟學學科建構的問題上,習近平都有比較系統的方向性的思考。一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學科建設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總結和提煉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經驗。二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不是封閉保守和故步自封,而是要以開放的胸懷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三是要繼承和創新中國經濟傳統中的優秀思想,這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基因。四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只能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又要經受實踐的檢驗,進而指導實踐。五是要加快培養造就國際一流的經濟學家、具有國際視野的企業家。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的邏輯根據

  認清國情是黨決策的認識論前提,改革開放近40年中國經濟成功的一個根本的認識論原因,就是明確了中國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一系列決策部署,都源於對中國國情的這一正確判斷。習近平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思考也是奠基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這一科學認識的。正是以這一基本論斷為基本依據,纔形成了習近平的經濟思想理論體系的發展目標理論、經濟制度理論、動力理論等一系列思想理論。

  中國共產黨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並一直為這個制度目標的實現而不懈努力,但我們黨又歷來重視階段性目標的實現並且將階段性目標的實現視為長期目標實現的必不可少的基礎,堅決反對『畢其功於一役』式的做法。如黨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綱領,就是基於中國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本國情,但二大的目標指向和前途卻是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

  改革開放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之所以出現了像『大躍進』這樣的失誤乃至於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對國情判斷的不准確。正是這些過程中的失誤和錯誤纔使中國共產黨端正了認識路線,得出了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結論。這個結論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上形成了全黨的共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使我們謀劃發展有了基本依據。正如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的:面對改革攻堅和開創新局面的艱巨任務,我們解決種種矛盾,澄清種種疑惑,認識為什麼必須實行現在這樣的路線和政策而不能實行別樣的路線和政策,關鍵還在於對所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要有統一認識和准確把握。這次大會還指出,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一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制度的確立,是由社會主義性質和初級階段國情決定的[17]。

  2013年3月,剛剛當選為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在發表講話時指出:『功崇惟志,業廣惟勤[18]。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現中國夢,創造全體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遠,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繼續付出辛勤勞動和艱苦努力。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了這一階段必須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為發展目標,決定了這一階段必須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基本分配制度、土地制度、產權保護制度,決定了這一階段必須仍然用改革開放作為發展動力,決定了這一階段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導向。正如習近平指出的:『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是我們謀劃發展的基本依據』[19]。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下,新常態表現為一個特定階段的經濟發展狀態,新常態必須要有發展新理念、新戰略、新動力和新道路。

  習近平強調新常態就是『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同時又提醒新常態下我國仍處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是非常辯證的論斷。

  新常態必須要有新理念,新理念同時也是新戰略和新動力。這是因為,我國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發展的態勢已經發生深刻的變化,傳統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已經難以為繼,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增長速度要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這些轉變都必然呼喚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對改革開放的發展動力也提出不同於之前改革開放的新的要求。

  經濟發展道路理論方面,一開始強調四化(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時,習近平就指出要協同作戰,加強四化的互動和協調,這樣的思想,本身就體現了五大發展理念關於『協調』發展的要求。從四化同步到五化同步,擴容的『綠色化』,直接來源於五大發展理念關於『綠色』發展的要求。

  由此不難發現,新常態下面對的發展問題,較新常態之前有著很大的不同,決定了必須有相應的發展新理念、新戰略、新動力和新道路。

  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共生共建共享性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的顯著邏輯特征

  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胸懷寬廣、博大精深,具有適應全球化特點而又立足中國立場的巨大包容性,經濟思想理論的國際視野和處理國際經濟關系的共生共建共享性成為其經濟思想理論的顯著邏輯特征。

  一是中國夢的共生共建共享性

  中國夢與世界夢同頻共振。習近平曾經在美國指出,中國夢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夢,與包括美國夢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相通[20]。他還深刻地指出:中國夢同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息息相通,中國人民願意同各國人民在實現各自夢想的過程中相互支持、相互幫助,中國願意同各國尤其是周邊鄰國共同發展、共同繁榮[21]。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為,中國夢不僅關乎中國的命運,也關系世界的命運。習近平多次宣示:中國夢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夢,與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相通。中國夢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各國人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是中華民族始終崇尚的品德和胸懷。中國經濟發展給世界其他國家帶來巨大的商機。隨著國力不斷增強,中國將進一步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

  二是新發展理念的共生共建共享性

  習近平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不僅力圖以此解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發展問題,而且嘗試以此為世界經濟擺脫危機開出藥方。在近幾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特別是在杭州峰會上,習近平倡議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實際上是中國五大新發展理念的國際化延伸,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並形成共識。

  三是中國方案、中國智慧的共生共建共享性

  習近平曾豪邁地提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19]。事實證明,習近平經濟思想正在為世界經濟、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一個經濟思想的形成至少需要兩大條件:豐富的經濟發展實踐經驗和充分的理論探索。波瀾壯闊的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偉大實踐,有理由、有條件迎來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作為一個轉型社會,中國經歷了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西方成熟的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大多沒有類似經歷,同時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所面臨的積弊和問題,也是西方未曾遇到的。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世界經濟在深度調整中曲折復蘇、增長乏力之時,世界不少國家和有識之士開始重新認識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進而將復蘇經濟的希望寄托於中國。中國貢獻於世界的,除了保持經濟增長,還應該有創新的經濟理論。中國不僅以實際行動維護世界金融穩定、推動全球經濟增長,而且還更加積極自信地與世界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經驗,講述中國發展故事,塑造世界發展規范與議程。

  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誕生於中國,發展於中國,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彰顯時代精神,正指引著當代中國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引領著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行穩致遠;同時,它服務於世界,為世界貢獻具有普遍借鑒意義的理論元素和經驗總結,為世界經濟、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貢獻中國智慧。習近平曾經強調,同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是中國對外關系不可動搖的根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一員,中國的發展機遇將同發展中國家共享。中方將把自身發展和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緊密聯系起來,把中國夢和發展中國家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夢想緊密聯系起來,攜手走出一條共同發展的康莊大道[22]。在G20杭州峰會期間,習近平多次建議『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確保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23]。『充分傾聽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聲音』[24],『這些行動計劃和務實成果,將著力減少全球發展不平等、不平衡問題,為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為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作出重要努力,為全人類共同發展貢獻力量』[24]。習近平坦言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不是要營造自己的後花園,而是要建設各國共享的百花園』[23],生動地表達了習近平經濟思想與世界共生共建分享的美好願景。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的核心邏輯

  人民的主體地位思想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核心內容,貫穿於習近平系列講話精神的各方面和過程始終。人民主體地位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人民觀在新形勢下的理論呈現,是毛澤東人民纔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這個思想體現在發展觀上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平指出:『著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來的,體現了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體現了人民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觀』[25]。雖然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個提法是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的,但是,這個思想卻是習近平治國理政過程中的一以貫之的思想。黨的十八大後的講話中他多次從不同角度論述過這個問題。習近平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26]。『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27]。這些論述都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不同背景下的不同表達,其思想實質是完全一樣的。

  只要認真閱讀習近平文獻,就會發現,『人民』這兩個字,充滿於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字裡行間。這是由他所堅持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所決定的。正如他指出的,『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13]。也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根本的立場,纔有了十八屆五中全會的鮮明而堅決的以人民為中心這樣的話語表達。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他進一步解釋說:『堅持共享發展,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28]。

  在習近平看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是一個抽象而又玄奧的概念,而是要具體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和各個環節,並且每個方面每個環節都要貫徹落實到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社會主義本質層面上要體現為堅持實現共同富裕,在發展理念層面上體現為堅持發展成果與人民共享。共同富裕的追求,共享和獲得感的強調,是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上強調的以人民為中心。

  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就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發展是我們的中心工作。在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中,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的,穩定是前提。但是,發展不是我們的終極目的,相對於實現共同富裕的總體目標而言,相對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而言,發展顯然只具有手段的意義。正如習近平指出,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是中國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有7億多人口擺脫貧困,13億多人民的生活質量和水平大幅度提昇,用幾十年時間完成了其他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23]。當然,實現共同富裕並不意味著同步富裕,在這樣一個幅員遼闊、各地區異質性比較明顯的大國發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必然的,所以,就全國各地來說,實現共同富裕目標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但這並不意味著對於全國范圍內的共同富裕的目標我們可以無限地往後推延。從總體上實現小康到全面完成小康社會的建設過程就開始了這種實現共同富裕的總體過程。『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能做超越階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說在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就無所作為,而是要根據現有條件把能做的事情盡量做起來,積小勝為大勝,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25]。

  正是基於這樣的思想認識,習近平反復強調在工作中一定『要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根本坐標,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29]。他以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和國家發展的主體力量為理論支橕,強調把國家發展的過程和全體人民共享成果的過程辯證統一起來,『國家建設是全體人民共同的事業,國家發展過程也是全體人民共享成果的過程』[30]。為此,習近平強調要有『底線思維』,要『守住底線』,以解決人民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為工作重點。一是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在繼續抓好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第一要務,也就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時,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也就是要分好『蛋糕』,在社會發展的不同水平上都要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調節過高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提高低收入者水平,規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改善收入分配狀況』[31]。在習近平看來,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致力於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不斷地把『蛋糕』做好,這是為促進公平正義奠定物質基礎,這種思想和行為是沒有問題的。但問題在於有些人認為目前的主要任務是解決發展問題,等發展起來了,我們纔能夠解決公平正義問題。

  這裡涉及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我們強調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因為我們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中心任務還不能變化,但這並不是說要等到經濟發展起來了再去解決公平正義問題。這是因為,實現公平正義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最主要的當然還是經濟發展水平問題,但是,『在不同發展水平上,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思想認識的人,不同階層的人,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認識和訴求也會不同。……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問題,發展水平高的社會有發展水平高的問題,發展水平不高的社會有發展水平不高的問題。……我們促進公平正義,就要從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出發,多從社會發展水平、從社會大局、從全體人民的角度看待和處理這個問題。我國現階段存在的有違公平正義的現象,許多是發展中的問題,是能夠通過不斷發展,通過制度安排、法律規范、政策支持加以解決的』[32]。習近平在這裡闡發了關於公平正義的非常深刻的思想,對公平正義問題產生的根源和表現進行了全面深刻分析,並且指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真正解決公平正義問題上的根本作用。二是認為就業是最大的民生,要突出就業這個重點,全方位解決教育、衛生等民生問題。『我們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針對特定人群面臨的特定困難,想方設法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問題』[33]。其實,困難群眾的一個突出的問題一般與就業有關,所以,習近平反復要求,要把就業工作擺到突出位置,還指出,尤其是要解決好高校畢業生和化解產能過剩中出現的下崗人員的再就業問題。『要著力保障民生建設資金投入,全力解決好人民群眾關心的教育、就業、收入、社保、醫療衛生、食品安全等問題,保障民生鏈正常運轉。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見面、對賬,來不得半點虛假,既要積極而為,又要量力而行,承諾了的就要兌現』[34]。三是全力實施脫貧攻堅戰略,到2020年實現『兩個確保』,即確保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確保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這個目標意味著到2020年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能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根本的標志就是農村貧困人口能不能全部脫貧。習近平將這個問題提高到治國理政、社會主義本質和黨的歷史使命的高度來認識。他說:『反貧困是古今中外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35]。脫貧攻堅戰略的目標要求是比較高的,這意味著我們要比世界銀行確定的在全球消除絕對貧困的時間主動提前了10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使7億多人擺脫貧困,佔全球減貧人口的70%以上,為世界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將繼續為全球反貧困作出貢獻。我們將更加注重公平公正,在做大發展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從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出發,讓百姓有更多成就感和獲得感[23]。

  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體系不僅圍繞著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而展開,而且整個理論體系的每一個部分也都充分體現著這一核心思想,整個思想理論體系都是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具體展開。

  創新意識和問題導向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的發展邏輯

  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之所以能夠形成和發展而且正在不斷的發展中,從理論邏輯的角度講主要是因為這一理論創造具有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問題導向。

  對於這個問題,習近平有著清醒的自我意識。他在談到理論發展問題時明確指出:『理論的生命力在於創新。創新是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永恆主題,也是社會發展、實踐深化、歷史前進對哲學社會科學的必然要求』[11]。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新挑戰,審時度勢,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指導來解決中國面臨的現實矛盾和問題,以不斷變化的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為背景,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總體目標,不斷總結改革開放近40年來經濟發展實踐中的經驗和教訓,創新治國理政的理念、思想和戰略,為中國邁向現代化的歷史征程規劃著正確的道路。在經濟領域,在判定經濟形勢、確定經濟發展思路、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的同時,還不斷從理論的層面提出和思考問題,創新性地提出了經濟新常態、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反映新的經濟發展格局的嶄新概念,為大家思考中國經濟發展問題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和思維方式,為中國經濟發展實踐指明了更加符合實際的道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任務。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體系的一大重要特色,就是充滿了創新思維。

  是從自我構建全新概念、自我營造全新邏輯體系出發,還是從分析、直面和解決實際問題出發,這是理論創新的完全不同的兩種思維路徑。一種是馬克思主義極力批評的從原則出發的方法,一種是基於實踐、立足現實的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方法。這兩種方法實施的過程當然也會得出兩種不同的創新結果。習近平指出:『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重大問題、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36]。很顯然,習近平是把問題的發現、思考和解決當成理論創新的前提來看待的。這是因為問題必定以現實為基礎,問題都是現實中的問題,但是,問題又不是完全根源於現實,它能夠連接歷史與未來,溝通已知與未知,寓於理論與實踐。習近平正是在這種對問題的思考中把歷史與未來、已知與未知、理論與實踐聯系起來,也正是在這種多重的聯系中創新性地提出了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

  『四個全面』的總體戰略,從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到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再到全面從嚴治黨,為什麼在每一項工作中都加上了『全面』兩個字,這正是從問題出發而提出的戰略任務。『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而深化』[37]。『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提出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四個全面」是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必須解決好的主要矛盾』[38]。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都是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問題倒逼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而全面從嚴治黨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依法治國的組織保障,『四個全面』的提出根源於中國國情和中國現實存在的主要問題,習近平用了『必須解決好的主要矛盾』來表述這個問題,主要矛盾就是主要問題。正是必須解決的這些主要矛盾或者主要問題,倒逼著我們黨的決策不得不采取『四個全面』戰略,不得不對『四個全面』進行理論思考,這種思考的結果就是『四個全面』理論的誕生,也就有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理論的創新。所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的產生和發展都是解決問題的需要而推動的,絕不是將自己反鎖於房間苦思冥想出的新概念、新框架,而是從放眼社會尋找問題入手進行理論創新的結果。習近平深刻地點明問題意識在理論創新中獨特的地位和作用:『堅持問題導向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只有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認真研究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纔能真正把握住歷史脈絡、找到發展規律,推動理論創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必須落到研究我國發展和我們黨執政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上來,落到提出解決問題的正確思路和有效辦法上來。』『理論思維的起點決定著理論創新的結果。理論創新只能從問題開始。從某種意義上說,理論創新的過程就是發現問題、篩選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11]。這段論述高度概括了理論創新與問題流程的關系,道破了創新思維的秘笈。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之所以充滿創新思維,就是因為這一理論從一開始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始終從直面和解決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的問題開始。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用近40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路程,創造了世界發展的奇跡。雖然中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但中國經濟體量於世界來說已經舉足輕重,某種程度上已經是『一怒而諸侯懼,安居則天下熄』。隨著經濟總量不斷增大,我們在發展中又遇到了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面對這些新情況新問題,人們紛紛尋找有益的藥方,但這些藥方魚龍混雜,莫衷一是。有人簡單地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經驗,應歸功於對西方經濟學一般原理的應用,如發展私有經濟、自由開放市場等;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則源於對西方經濟學一般原理的偏離,如國有經濟、政府乾預等,不解決這些問題,中國經濟遲早會崩潰。這種藥方就是要中國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還有些人把改革開放中存在的問題歸咎於改革開放本身,認為解決中國目前存在的問題就是要奉行傳統社會主義模式。

  面對這些魚龍混雜、似是而非的論斷,有魄力、有責任感的政治家除了需要在辨析中保持戰略定力,更重要的是另闢蹊徑,主動進行理論創新。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之所以產生和發展,主要是因為這一思想直面中國改革發展中的現實問題,繼而試圖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解決問題,並在解決問題中不斷進行理論創新,以及時指導改革發展實踐。他用『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39]。這一科學論斷,來詮釋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40]的重大戰略思想。進一步強調了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這兩個歷史時期的歷史連續性,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總論斷,科學回答了大家對中國發展問題的疑問和擔心,習近平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就是圍繞著這個總問題所做出的系統回答,這些系統的思想理論創新就是問題的答案。這些理論創新不僅是對中國道路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經驗總結和未來籌劃,是中國人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指南,也是中國人民為世界的前途命運提出的解決世界問題的中國方案。習近平指出:『要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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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G]//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於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15.

  [39]習近平.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M]//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外文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3.

   (本文刊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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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編輯:周曉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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