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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家的禮法創制及其意義

時間:2017-08-24 08:28:00

——以朱子《家禮》和《南贛鄉約》為例

  談及宋明理學,人們首先想到的,多是其在哲學史上的地位。興起於宋代的理學通過融匯釋道思想、激活固有資源,為儒家學說開闢了新的局面,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謂中國思想史上一『大事因緣』者。與此同時,對於理學家的政治法律主張,論者卻多偏於保守,乏善可陳。蕭公權即認為理學家哲學成就雖高,『然其政治思想,則仍因襲舊說,無多創見』。若僅從國家層面的制度構建看,與王安石等改革家相比,理學家的確顯得保守;但若將視野放寬,即不難發現在官方的政刑設施之外,理學家們為實現儒家治道而進行的豐富設想和鮮活實踐,而後者對傳統社會的影響,或許並不亞於轟轟烈烈的變法革新。

  從理到禮:宋明理學家的禮法創制

  《家禮》為南宋朱熹所作,由通禮、冠禮、婚禮、喪禮、祭禮五部分構成,全書以宗法理念為核心,圍繞日常生活和冠、婚、喪、祭等人生中的重大事件,設定了詳盡細致的禮儀規范。《家禮》問世以後,因其合情入理、繁簡適中,很快為士庶接納並廣泛施行,成為宋元以後家庭禮儀的典范和標准,此外還遠傳朝鮮和日本,深化了儒家文化對東亞的影響。關於該書的真偽,歷史上頗有爭議,清人王懋竑作『家禮考』,力辯《家禮》為偽作,一度產生較大影響。近代以來,偽作之說陸續經學者批駁澄清,已然式微,故《家禮》一書,當可反映朱子的禮學思想無疑。

  《南贛鄉約》是明王守仁在巡撫南、贛、汀、漳期間,以南贛鄉民為適用對象,制定並頒布的民間規約。《南贛鄉約》以告諭一篇居首,說明制定《鄉約》、組織鄉約的原因和宗旨;之後為正文十六條,依次規定了鄉約的組織方式、各項職能、約眾應遵循的基本生活規范,以及鄉約集會的禮儀流程。《南贛鄉約》作為鄉約這一傳統民間基層組織的成立依據和運作規范,在南贛地方施行以後,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很快被推廣至全國各地,成為影響明清時期鄉約實踐的重要文本。

  顯然,按照傳統儒家的分類,朱子《家禮》與王陽明《南贛鄉約》都可歸入『禮』的范疇,而與國家法律截然有別。除此之外,二者不論在規范內容、適用對象還是社會背景上,都有著不小的距離。但筆者認為,正是以『禮』這一規范形式為紐帶,二者之間存在著某些一貫的精神,而這些精神又與他們理學家的身份密切相關。同時,朱子與陽明作為宋明理學的兩座高峰,在哲學體系和學術觀點上既一脈相承,又各有創見,他們各自的學說主張,亦反映於這兩部作品之中。對於二者的共同精神和各自特點,下文即試分述之。

  禮儀與教化:理學家禮法創制的觀念基礎

  宋明理學是哲學化的儒學,對於儒家的禮教傳統,亦在新的理論框架內予以闡釋。在理學家那裡,儒家傳統的道德修養,被概括為『存天理,滅人欲』的過程。但天理一說,畢竟抽象渺遠,禮制之作用,即在為這一過程提供可操作的行為指引。朱子謂:『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又謂:『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跡之可言,制而為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即是從天人關系的角度,重新論證了禮的教化功能。與此相對,『小程』伊川曾謂:『介甫(王安石)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朱子解釋此語,認為『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闕耳』。眾所周知,漢以後的歷代王朝,都不斷將法律與儒家思想加以整合,使前者更具道義上的合法性。宋之《刑統》本於唐律,後者更在《四庫提要》中獲得了『一准乎禮』的評價,然而在朱子看來,律典雖非無可取之處,但仍不能與儒家所崇尚的德禮教化相提並論。這一觀點,應當說是宋明理學家的共識,亦是理學家禮法創制的思想基礎。

  有宋一代,面對中原淪喪的艱難時勢,士大夫論政,每以富強為目標,視心性為空談,功利一派由此而生。與此同時,程朱等理學家由哲學入手,追本溯源,終得孔孟心傳,堅持以心性修養和社會教化為治道之本。朱子輯北宋四子言成《近思錄》,其中『治體』、『治法』兩卷即分別以此二事為重。《家禮》一書,乃朱子參酌古今、損益編訂而成,然則朱子之意,並非徒添繁縟,追求形式上的復古。他在《家禮序》中指出:『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結合他注解孔子『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一語,謂『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可知他修輯家禮的宗旨,正在於由禮而及義,培育傳承古人的『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以此為起點而推之於社會國家,天下治平的理想即在其中。

  王陽明巡撫南贛時,正逢地方盜賊肆虐、秩序蕩然。在以武力彈壓的同時,他深知『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唯有通過移風易俗,方可使地方秩序得以重建。他在告諭中坦言,南贛之所以多產盜賊,政府教化無方,難辭其咎,當地百姓正因『誨訓戒飭於家庭者不早,熏陶漸染於裡閈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連屬葉和之無具』,方纔『靡然日流於惡』。要避免百姓再次『棄其宗族,畔其鄉裡,四出而為暴』,必須在日常生活中建立有效的教化機制,鄉約規范和組織即為此而生。觀其在《南贛鄉約》中設計的鄉約組織,盡管兼具救濟孤貧、調處糾紛、維護秩序等諸多功能,但根本宗旨仍是利用『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的心理,使鄉裡百姓彼此督促,共進德業。更可注意者,主張『心外無理』,向對外部規范持謹慎態度的王陽明,之所以在《鄉約》的最後部分,以較大篇幅細致地設計了鄉約集會的儀式流程,無疑也是受儒家禮教思想影響,希望借助莊嚴的儀式,為公開的彰善糾過增添感召力,從而更好地實現教化鄉民的目標。

  朱子《家禮》推動普遍平等的禮教觀念

  宋代理學家從『理』這一價值本體出發,經由天人之間的同構性,論證了人的價值主體性。於是有張載的自豪宣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更重要的是,在理學家看來,人既有『與天地?』的道德潛能,則理應珍惜而發揚之,承擔起自己的道德使命,否則為人之尊嚴便不復存在。故伊川先生雲:『人只有一個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以此為基礎而推論之,必然是人人都有經教化而成德的價值和潛力,禮制的平民化、普適化也就呼之欲出。在朱子之前,宋代民間與官方皆有編修古禮並推行社會的嘗試,但直到《家禮》出,家庭禮儀的士庶通行纔成為現實。

  以《昏禮》為例,書中引司馬光《書儀》,批評了世俗婚配僅重妝資聘財的做法,有『豈得謂之士大夫昏姻哉』一句。可見按當時一般觀念,禮之適用主體,仍是具有較高文化素養和社會地位的士大夫。而朱子在本卷中,乃將傳統的婚姻『六禮』簡化為納采、納幣、親迎『三禮』,『以從簡便』。如此修改的效果,顯然是更便於一般家庭的實際操作。

  除了將傳統的家庭禮儀予以簡化,朱子還特重禮之從權。他在《祭禮》中說:『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這當然是強調禮之形式與精神的關系,但其中還有一層含義,即貧富老疾的客觀差異,並不構成施行家禮的阻礙,條件不同的家庭盡可變通而行之。宋代以後,隨著《家禮》的影響不斷擴大,平等普遍的禮教觀念也逐漸深入人心。明末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進行制度構想,即主張『民間吉凶,一依朱子《家禮》行事』。

  陽明《鄉約》彰顯自律自治的教化精神

  《南贛鄉約》凝聚了陽明心學的諸多主張,而尤以『自治』精神為集中表達。一方面,相較以規范約束,《南贛鄉約》更重視道德自律。與《呂氏鄉約》等過往鄉約相比,《南贛鄉約》省去了許多實體性規范。如前者的『過失相規』一部分,即包含『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諸條列舉分明;後者通篇只規定了組織和集會的程式,以及『彰善糾過』的宗旨。至於具體行為的善惡,則僅述其大略,並不詳細列舉,更多地交由約眾自行判斷和把握。這無疑反映了陽明心學將『天理』收歸內心,認為德性修養不能依賴外部規范,是非善惡只需反求諸心的主張。

  另一方面,入約鄉民既是接受教化的對象,又是施行教化的主體。在王陽明的設計中,不僅鄉約組織的任職人員均由約眾推舉,作為《鄉約》核心的彰善糾過機制,其運作更是完全依靠約眾自覺協作、互相督促。政府雖是鄉約的發起者,但對其施行運作並不過多乾預,即在維護秩序、解決糾紛等事項上,尋求政府協助通常也是最後的選項。蕭公權先生即認為陽明之鄉約、社學、保甲諸法,『近於近世地方自治制度』。相比『地方自治』這一政治學范疇,《鄉約》所體現的毋寧說是一種自我教化的思想傾向,其哲學基礎不是近世西方的分權理論,而是理具於心、人人自足的道德信念,正如陽明弟子鄒守益所說,在南贛地區推行鄉約,是『以世族大邑之法望於村童野叟,其仁矣乎』。

  賀麟曾比較程朱理學與永嘉功利之學,認為前者看似虛玄空疏,反而更具實際影響,是因為其『凡事必推究至天人心性,而求其究竟至極之理,其理論基礎深厚,猶源遠根深,而其影響之遠大,猶如流之長,枝葉之茂』。由此看來,《家禮》和《南贛鄉約》之所以歷經千百年而聲名猶在,正在於它們不僅是典范性的禮法文本,更蘊含了兩位理學宗師留給後人的思想資源。

   (姚宇,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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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編輯:周曉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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